棄領獎金：公權與私力的含混

一個月前，山西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宣布，拿出500萬來獎勵舉報公路三亂人員。如今一個月過去了，山西省治理三亂的首批收黑錢的交警受到了嚴肅處理，兩名交警大隊長被免去職務。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盡管舉報三亂人員的不少，但是獎金卻至今無人來領取。（6月14日《中國之聲》）

此事無甚驚奇，正如相關官員所言，“司機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過程中，還心存憂慮，大家怕舉報以后遭到打擊報復。”為打消這種憂慮，現成的辦法當然很多，例如以保密方式發放獎金、允許舉報者匿名領取等等……但倘若糾偏動作止步于此，未免揚湯止沸。所謂“畏懼”，表面源于舉報者的安全無專門的技術保障，根源則是，“權為私用”的空間確實存在。

公權的私用可能，是一種變化多端的集合。在任之人，固然能在特定領域呼風喚雨；一旦離任，權力的余溫，仍能在長時間里起作用。除在職位的權力賦予外，權力觸角的延伸，也會讓人勢力不減。事實上，由私交、舊誼等建構的權力場，在很多時候，更能決定一個人的實際地位。因而，山西省雖處理了一批收黑錢的交警，卻未必能同時根除他們實際存在的“能量”。

當“去職而不權盡”，必然會產生諸多后遺癥。特別對于被撤職的公職者而言，殘存的“操控力”，極易轉化為打擊報復的工具。怎么消弭“權力余熱”，是個問題。歸根結底，是如何避免“公共職務”畸變成私力工具。試想，如果一個人被撤，其實際能量也隨之終止，正義者必會更具勇氣，檢舉不法也必更加篤定。

消除權力的余威，需要有壯士斷腕的底氣。眾所周知，將一個人與特定公職切割是容易的，走組織程序、司法渠道等都極易實現；但是，將他和所對應的私人資源隔絕，卻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事——除了制度、法律等剛性設計，人心、情感、記憶等，也就是社會運轉的秩序因素。山西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的尷尬在于，其即便可以保證獎金發放保密、安全，也能保障被舉報者無法直接報復，卻不能擔保被舉報者不會借力打力、曲線復仇。

“舉報獎金”無人敢領，絕不僅是“徒木立信”式的公信命題，而是社會成員基于舊例形成的自保術。自保者無罪，誰也不能指責他們怯懦。理性的輿論，應當有清晰的指向，即怎樣以更嚴格意義的科層制，消解公權演變成私力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