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下跪門”背后的兩種邏輯

24日清晨，湖北武昌大東門公交車站發生令人唏噓一幕：一名農民工扔煙頭，被市容監督員捉現行。撿起煙頭后，執法人員仍要秉公執法，情急之下，該農民工雙膝下跪求情。該場景被一名網友拍照，事后上傳至微博，一時引起波瀾。當晚，武昌區城管局緊急介入調查，稱執法本身并無問題。（8月26日《北京晨報》）

在傳統的倫理敘事中，弱者往往占據道義優勢，成為被同情、被聲援的對象；而強者通常遭受固有成見和群體情緒的影響，成為被質疑、被指責的對象。強弱有時候涇渭分明，有時候卻曖昧難清。在有些城市人看來，市容監督員是低人一等的弱者；但在農民工看來，市容監督員卻成了高人一等的強者。

農民工扔煙頭，是一種生活習慣，圖的就是方便省事；市容監督員執法，是一種職務行為，講究的是公共秩序。對于輾轉于農村和城市的農民工來說，在農村隨處可扔的煙頭，在城市里卻有可能接受規訓和懲罰。當農民工的生活習慣遭遇市容監督員的角色規范，二者的觀點碰撞和利益博弈就在所難免。

作為一種表演式抗爭手段，農民工“下跪門”的目的并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表演僅僅是利益訴求表達的外殼。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下跪具有示弱效果；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維權，下跪具有“倒逼”功能。對此，社會學家斯科特早有精彩論述：在利益博弈過程中，弱者往往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網絡，以一種無奈的低姿態的反抗方式進行利益爭奪。

神奇的網絡，再一次以獨特的力量，改變了社會生活；經過網絡發酵，農民工“下跪門”迅速從個體事件演變為公共話題。隨著社會的進步，無論是面對社會生活，還是權力運行，公眾目光的重心已經逐漸轉向了程序的正當性與具體的權利本身。因此，我們在評價農民工“下跪門”的時候，不妨從兩個角度入手。

對于農民工來說，城市化不是簡單的從農村到城市生活空間的置換，而是一個學習城市生活方式、行為和價值觀念的長期過程。亂扔煙頭也好，隨地吐痰也罷，歸根結底是一個文明素養問題；對不文明行為進行罰款雖有必要，但不是根本目的，不可本末倒置。

一方面，我們在關注農民工的生活邏輯的時候，不妨多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在加強社會保障的同時，努力提高農民工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另一方面，相關部門在追求城市公共秩序的時候，不妨在堅持程序正義的前提下，有差異性地對弱勢群體給予人文關懷。如此，農民工“下跪門”或許不會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