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被精神病”：法理進步需增量

8月27日，精神衛生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二次審議。二審稿做出多項修改：明確鑒定性質為醫學鑒定，而非司法鑒定；刪除了“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療”作為非自愿住院的實體條件；刪除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提請復診、鑒定權。

一邊是“被精神病”亂象頻發，已成法治陣痛；一邊是精神病患者因監護乏力，生活難以自理，動輒傷及無辜。如何拿捏好立法分寸，兼顧“精神病診斷無誤”與“收治合理”，無疑是精神衛生立法中的難題。

時隔一年后，精神衛生法草案作了修改：二審稿中，明確精神病障鑒定為醫學鑒定；刪除了“強制住院”的條款。較之于一審稿，其進步顯而易見。它既強調了精神病鑒定向“醫學甄別本位”回歸，讓鑒定主體明晰化，并盡量與權力因素隔離；同時也保障了“患者”的權益，譬如說，確認患者的“拒絕住院權”，就是立法突破，有利于限制醫院“獨家裁量權”，規避對患者的意志裹挾。

從立法設計上看，二審稿的補缺意圖一目了然。對“患者”權利的擴充與保障，能為權利保護筑起屏障，壓縮權力膨脹的空間。在規則的明確性和可操作性上，也有了提升。這對防止“被精神病”而言，不乏糾偏效用。

不過，二審稿對既有沉疴的突破并不徹底，其“短板”依舊存在：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近親屬可將其送去診斷，在家庭結構復雜化、矛盾內生的語境下，未免會有濫用親屬送治權的風險，“患者”本身易被默認為無行為能力人；而醫院治療，仍以醫療機構診斷作為依據，醫學判斷成了不二標準，而“倫理法律討論機制”卻在缺位。

在現實中，近親屬和作為“終端”的醫療機構，是“被精神病”的兩大直接推手。可在草案里，對二者的限定卻存在缺失。“被精神病”，終究是社會病：利益爭奪、醫德失落、權力打擊報復等，都可能給正常人設套，給他們扣上“精神病”的帽子，以此鉗制、架空他們的人身自由和基本權利。

因而，立法填缺至少當從幾方面著手：首先，“被精神病”不能單純歸咎為收治程序漏洞，還有某些人的價值坍塌——為了利益攫奪，不惜以“欲加之病”為手段，對此，著眼長遠的倫理修復應被提上議程；再者，精神病鑒定中，第三方裁定和“疑似病人”的申述幾乎失聲，可參照刑事訴訟中“口供補強”的規則，聽取多方說法，避免偏聽，也注重實據；還有，即便醫院具備鑒定資質，也難免“錯診”，對其問責當從嚴，并在醫療機構和外在權力滲透之間筑起“間隔層”。

當然，杜絕“被精神病”亂象，終究難畢其功于一役。在循序漸進中推動變革，在現實踐履中不斷完善，也是在“積跬步”：精神病收治留下痼疾，就昭示著拆除利益藩籬有難度；而執行疏漏，也要在“探路”中去彌補。

立法矯枉，讓消減“被精神病”有了第一道工序；若要消弭，還需法治踐行的縱深化。這意味著，消除積弊，呼喚法理補缺的增量，在聚沙成塔式的進步中，助推法治的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