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捐款”何以總似“組織攀比”？

不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著家長衣服不讓走；孩子捐出了零花錢，回家后又委屈地告訴父母“老師表揚捐紅色的錢”。這是近日在北京幾家幼兒園傳出的消息。而在當地的另一所初中，老師拿本登記學生捐款數，很多學生跟風捐款超百元。多位家長表示，這些募捐變了味兒，覺得學校和老師強制孩子多捐款。（4月25日《新京報》）

每逢捐款賑災，每有校園募捐，類似這樣“組織捐款”更像“組織攀比”的家長糾結，可說歷來便是一個“保留話題”了。而孩子們的捐款情緒，其實也是現實社會的一種矛盾縮影，針對“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慣用做法，恐怕已有越來越多的愛心公民早想吐槽：拜托，請別再來“組織”我的個人捐款行么！

“人字的結構是相互支撐”——心系災區、情暖災民，當然是社會各界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公民個人如何去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地奉獻愛心，卻怎么說也是一件“我的選擇我做主”的事情。但許久以來，在局部地區和一定范圍，這樣的個人善舉和善行，則往往都被某些單位和部門，當作一種天然的“集體權力”，習慣成自然地“集中組織”了起來。于是，先捐后捐、明捐暗捐、多捐少捐等等，也便漸漸形成了固有安排與模式；公民的個人意愿和想法，在這種“組織捐款”的規制下，反倒顯得無足輕重，甚至忽略不計了。

主動“代表”各人愿望，把賑災捐款“組織”著來搞，看起來頗是顯得“眾人拾柴”、“眾志成城”、“眾望所歸”。但這樣的場面經歷多了，人們也不難發覺，有些“組織捐款”的用心和用意，未必不存“簡單操作、速展亮點”的攀比邀功之想。因著“組織”之下的睽睽眾目，因著領導干部的“帶頭引導”，善識時務者豈敢再有“私心雜念”，或是游離“組織”安排的“特立獨行”？那么，心甘情愿也好，迫于無奈也罷，反正一幕“踴躍捐款”的“動人場景”必然出現，若有新聞媒體聞訊而至、率先報道，那就更是“捐”有所值、皆大歡喜矣。

奉獻愛心總有途徑，捐款賑災也需“出口”。說實在的，許多公民并非不懂得募集捐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認為，這種“組織”和“引領”，應當是充分釋放個人意愿的“自選動作”，而不該異化和固化為“我說你做”的硬性干預。事實上，目前一些官辦慈善機構何以弄得民心大失，一個頗為重要的原因，便是這些納捐機構長期無憂無慮，只需例行公事地收集“組織”而來的公益善款，就可夸夸其談地唏噓工作實績。

“組織捐款”不是“組織攀比”的堂皇捷徑，更不是嬌生慣養一些“慈善閑人”的制度溫床。就目前某些官辦慈善機構的公信不足來看，為了有效提升其“主動找食吃”的運作能力，倒還真的有必要鼓勵一些公民和人士直言不諱：別來“組織”我的愛心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