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法官建立堅定的職業信仰

日前，《人民法院報》刊登了最高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的一篇文章，題為《我們應當如何防范冤假錯案》。

針對一段時間內相繼出現的刑事冤假錯案，文章重申了糾正錯誤、匡扶正義的決心。在此基礎上，文章就作為實現司法公正最后防線的審判環節，提出了從認識冤假錯案危害性、冤假錯案發生可能性，到依靠法律程序制度、辯護律師、科技力量、社會支持防范冤假錯案等七點思考。

文章并沒有回避導致錯案發生的真實問題。它還原了這樣一個現狀，面對一些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存在合理懷疑、內心不確信的案件，特別是對存在非法證據的案件，受訴法院在放與不放、判與不判、輕判與重判的問題上往往面臨巨大的壓力。同時也指出，法官故意制造冤假錯案是極為罕見的，在我國現實情況下，冤假錯案往往是奉命行事、放棄原則或者是工作馬虎失職的結果。

基于此背景，文章認為，現在我們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審判法院在當時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說是功大于過的，否則人頭早已落地了。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干預和壓力，法院對這類案件能夠堅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已屬不易。

上述冤案成因分析與一般認知有所不同。它表明，大部分冤假錯案并不源起于判斷的草率和魯莽，相反，很多案件其實經過了反復的推敲和權衡。然而，斷案過程中，夾雜了過多非法律因素的拉鋸，各方壓力以不同方式進入法官的判斷考量范疇，其結果是，司法裁量某種程度上成了相互協調的產物。雖然一些判決留有余地、功大于過，但又確實違背了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則，以致釀成冤假錯案。一定程度的放棄原則，顯然與法官的職業倫理相違。

從現代司法體系來看，法官判案必須圍繞自由心證原則展開。即強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同時，這種裁量是對證據取舍及其證明力的理性和良心判斷，進而形成內心確定。隨著自由心證制度的發展，學界對它的理解未見得完全統一，但確保作為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審判公正是一個不能動搖的核心。

事實上，那些法官有著巨大判案壓力的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存在合理懷疑、內心不確信的案件，特別是對存在非法證據的案件”，它們不是沒有冤假錯案的端倪，甚至可以說，錯誤是在明知故犯下形成。問題在于，為什么法官不能頂住壓力，作出不違背內心確信的判決呢？

以法治國家為目標，我們不斷提及作為基石的法律的信仰。法律的信仰，意味著無論法治之路何其漫長，是不是還有新的非正義事件，都不會撼動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對法律權威的尊重。而作為公正守護者的法官，他們對職業的信仰，他們不違法律職業倫理的自由裁量，這些對司法權威的捍衛，無疑又是法律信仰的基石。

司法審判是防止冤假錯案的最后一道防線，因此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線，確保法官能根據法律而不是別的原則作出判斷，需要培養法官堅定的職業信仰，也需要其他方面對法律剛性和法官職業原則的理解、配合和尊重，避免對法律的工具化理解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