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界限，攤販和城管永遠掰扯不清

幾名城管過來，三個婦女抱起水果攤，跑進旁邊民宅躲起來，黑黑的腦袋從墻根冒出來，六只眼睛盯著路面。只要有個地方，只要地方像個樣子，就有攤販爬上去，坐下來，擺個攤，叫幾聲：來來來。城管不查，路上攤點太多，城管一查，“城管打人”、“城管被打”的視頻、圖片便滿天亂飛。（5月9日《海峽導報》）

“鼓浪嶼擺攤可日掙上千元，而城管只能期望天天下雨，讓老天管住攤販。攤販可日掙上千元，甚至有組織、有體系地與城管斗智斗勇，城管不僅沒有如此豐富的物質收益，還要承擔起城市管理不力的責任。”

在筆者看來，媒體客觀地刻畫、描繪攤販的生存狀態，還原攤販與城管的形象對比，這并沒有錯，至少有助于圍觀者更好地了解這兩個群體。但與此同時，圍觀者也大可不必從對攤販的同情轉為對城管的悲憫。于解決攤販和城管的矛盾而言，同情任何一方都毫無裨益。當務之急是：及時劃清攤販和城管之間的界限，讓雙方都各守其界。否則，沒有界限，攤販和城管永遠都掰扯不清。

所謂“界限”，一方面指物理界限。鼓浪嶼作為著名的旅游景區，應該有一個比較科學嚴謹的區位規劃。在這個規劃中，哪些地段是可以容納攤販的，哪些地段則堅決不行，這都需要明確標示。香港電影中經常有這樣的鏡頭：城管追攤販，追到某一條線的時候，立馬停下，因為這條線的那邊就是攤販的合法經營區。當下的鼓浪嶼，也缺乏這樣一條線。如果劃定區域，讓攤販合法經營，景區秩序則真實可期。

新聞報道中分析說之所以攤販如此“留戀”鼓浪嶼，是因為“鼓浪嶼的市場上下浮動至少可達數億元”，市場需求成為了攤販生生不息的動力。這同時也啟示相關管理部門：應該在規劃好鼓浪嶼的配套公共服務上下功夫，只有正規的、有序的公共服務占據了主流，獲得了市場認可，無證攤販的數量才會自然消減下去。

“界限”同時也指權益界限。在景區內的攤販有哪些權限，而城管又有哪些權限，在何種情況下城管可以采取何種手段勸誡攤販，這些都應該明確細化。否則，“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僅靠擺姿態爭取同情，于事無補。

攤販日掙上千，不能因此就同情城管，指責攤販不該發家致富；同樣的，哪怕攤販一天只賺幾十元，如果錢來得不合理，同樣也不值得同情。裁定攤販掙錢合理與否，評定城管正義與否的關鍵，則在于管理者為雙方劃定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