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監管不能搞“無罪推定”

據國內外媒體近日相繼報道，美國證交會正在對投資銀行摩根大通展開賄賂調查，以查明其是否通過雇用中國高官子女而獲得在華相關業務，涉事官員子女包括某央企董事長之子和原鐵道部官員之女。某央企現已公開聲明，否認利益輸送之說。

目前對于美國證交會來說，賄賂證據是沒有的，他們只是懷疑摩根大通雇用中國高官子女可能涉嫌利益輸送，而調查已經展開。他們懷疑的理由，是中國官員子女進入摩根大通與摩根大通獲得相關業務在時機上高度契合。也就是說，美方的調查是基于“合理懷疑”。

兩件事發生在中國境內，卻引發美國證交委關注，相形之下我們顯然沒太在意。美國調查的是本國企業，有點理所當然的意思。但中國絕非局外人，因為摩根大通涉嫌利益輸送的對象是我們管轄的對象。不同的態度和做法，可能涉及不同的監管思維。

在我們這里，對于某些事情背后的腐敗，大家心知肚明，但確鑿證據是沒有的。取證，需要資格，而且成本很高。但有關部門對舉報的要求卻是“證據確鑿”，否則就不予受理。拿不出確鑿證據的舉報，有可能被視為誣蔑詆毀、主觀臆測、捕風捉影、無事生非等。對于“證據不足”的舉報，我們的基本態度是冷處理、不處理。

這種對待舉報的態度，是對司法“無罪推定”原則的跨界濫用。“無罪推定”是一個司法原則，即未經法院終審判決，不得認定犯罪嫌疑人犯罪。但在對公權力的監督方面，在政府的市場監管方面，“合理懷疑”才是基本原則，對官員與市場行為搞“無罪推定”，只能使監督與監管失去邏輯起點。

現代政治和法治的一個基本預設，是人性的善惡兩面性，權力在人性裹挾下傾向于腐敗。合理的推論就是：在政治領域，必須對權力實施無所不在的監督與制約；在經濟領域，必須對市場主體及其活動進行嚴格監管。對官員的監督與對市場的監管既要管結果，也要管過程，重點就是一系列預防策略。預防腐敗的基本方法，只能是無所不在的“監控”，以及“合理懷疑”觸發的執法與司法調查。

美國證交委調查摩根大通，究竟是從哪里得到線索的，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們并無利益輸送的“確鑿證據”，這點是可以肯定的。調查的作用，就是弄清楚事實真相。我們也許會以“缺乏證據”為理由，斥之為捕風捉影。但“確鑿證據”理應由公權力部門調查取得，如果什么事都有舉報人舉證，那還要執法司法機關干什么？

現在我們強調“預防腐敗”，重點顯然不是“腐后反腐”，而是要超前介入，一個基本工作理念就是“合理懷疑”。如果根據“合理懷疑”，某事某人存在腐敗的可能，有關部門就應主動介入調查。調查，查出問題當然是“不虛此行”，但確實沒有問題，可能更好。調查體現政府監管在場，這種在場可以打消某些人利益輸送的念頭，壓縮權錢交易騰挪的空間。

監督權力與監管市場目前面臨的一個當務之急，是放棄“無罪推定”的好人思維，把“合理懷疑”作為一個利器用起來。有人說，“合理懷疑”會影響干部干事的積極性。其實“合理懷疑”不是無端揣測，而是強調合理性，調查要合理發起。官員如果不想被調查，那就多多避免瓜田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