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頭文件”勸捐與“奉旨乞討”

《關于在市級單位開展“助力五水共治”捐款活動的通知》，這份落款為“中共臺州市委辦公室 臺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的文件寫明：“請各單位于2014年1月13日上午下班前完成認捐工作，并將捐款名單和金額匯總報給市水環境整治辦。”(中國青年報1月15日報道)

在代表政府權力意志的紅頭文件面前，“認捐”、“勸捐”、“強捐”只是詞眼不同，實際上起到的效果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讓人無法選擇，唯有服從。其效果類似于電影蘇乞兒的“奉旨乞討”，雖名為“乞討”，但不給就成了抗旨不遵。紅頭文件雖沒有“圣旨”效力，但所報道的“政治覺悟不高”的大帽確實現實存在，這種“異類”代價，對于公務員來說，是不能用經濟損失來彌補的。因此，即便是紅頭文件用“哀求”、“跪求”等詞匯也不能掩蓋背后的強權之威。而縱使在文件曝光，“自愿”、分期等補強細則出臺之后，依舊不能消除人們的質疑。

首先，“旨”從何來？在古代要制作一份圣旨，需要諸多程序，最后還要蓋上玉璽大印，偽造、假傳圣旨那更是欺君之罪。同樣，在今天的法治語境下，向公民要錢，恐怕唯有“征稅”或者“罰款”兩種渠道。但無論是“征稅”還是“罰款”，都必須通過法律途徑，經過人大代表的審批、表決同意方能生效，而這份要錢的紅頭文件又是如何制定出臺？是否通過了人大代表這些“圣上”審核？恐怕要打個問號。

其次，錢向何方？即便是公務行政費用，之后用作“五水共治”，但是這種政務、財務是必要公開的。相關工作人員的回應所稱的“最后一定會有一個專門規劃，還在制定過程中”的說法更難理喻，換言之，就是“計劃未定、征錢先行”，恐怕這種做法未免太不夠透明、太不夠理性，不僅拿公眾的錢開玩笑，甚至還會讓人產生暗箱操作的各種猜忌。而在缺乏透明監督下，不僅公眾的“捐款”面臨風險，也有損政府公信力。

從法律角度而言，捐款本是自愿行為，屬于民事法律調整范圍，應由公民私權自行抉擇。然而對于這種自愿的倡導性行為，政府部門卻使用政府發文的行政途徑進行干涉，這不僅不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則，更有行政強權干涉私權、權力失范、與民爭利的嫌疑。由此，倘若真要呼吁捐款，不如放低姿態，采取倡導書的形式，而不要動輒拿出“奉旨乞討”的鐵飯碗，以“乞討”之名、行“強奪”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