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蓋茨與巴菲特將來中國舉辦慈善晚宴。據稱，由于眾多受邀請富豪因不想被勸捐而猶豫是否參加晚宴，蓋茨承諾將不會勸捐。（9月5日《新京報》）

和在美國的慈善動員不同，蓋茨和巴菲特來華，只是宣揚慈善理念，觀察中國的慈善現狀，而不直接勸捐。也許，承諾不勸捐，在有些人看來相當于是對中國富豪的“嘲諷”。但是，我們必須得承認，慈善事業仰賴理念、制度、環境的培育，而非單純依賴有錢人的自覺。害怕被勸捐，有多重因素的考慮，并不可一味貶斥。而承諾不勸捐，先從環境考察和理念宣揚入手，也不愧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其實更極端一點地講，即便不擔心被勸捐，樂于成為蓋茨、巴菲特的信徒，也不是一個多么值得拍手稱贊的事情。現在我們更需要的，并不是被邀請的那幾十位中國富豪落落大方，而是一種慈善理念——確切地說是私人慈善理念的生根。這種私人慈善理念，則需追溯到一種基本的商業倫理身上。

美國現代慈善第一人卡內基，曾在其自傳中，旗幟鮮明地以慈善事業的獨特理解來抵抗美國左派的學說，譬如國家福利、國家再分配理論等等，正是這些理論為高額遺產稅打通了第一個通道。卡內基為慈善事業賦予的任務是，通過選擇自己能夠勝任的社會事業，通過精確的運作，投放自己的剩余財富。一個優秀的企業家，不僅要經營企業，也要經營社會事業，后者不單純是國家的責任。通過這種“分權”，他認為國家不應分享私人過多的財富份額，并認為即便充分自由競爭的情況下，競爭的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目標也是可以兼顧的，這種宏大目標的背后基礎，是企業家謹守他們的商業傳統和商業倫理。

從蓋茨、巴菲特的商業軌跡、慈善軌跡來看，他們也是這種典型的美國式慈善家：“轉型”前充分追逐資本的商業回報，“轉型”后經營剩余的財富，通過自理或者代理，讓基金會等組織精確運作，定點投放到自己關心的社會事業中。他們從經營企業轉向經營社會事業，無形之中也在拓展“商業”的外延，讓社會利益變成了他們所追求的新型利潤，讓商業資本直接變現為社會資本。當商業倫理獲得了更高級責任的支撐，它能收獲更多的話語權和政治意識。這種“慈善家”，不可能簡單用良心、責任來定義。

我很理解為什么那么多富豪害怕被勸捐。對于蓋茨、巴菲特的慈善俱樂部，中國的富豪大多還持觀望態度，也多數玩不起。中國的私人資本，尚缺乏一種可供依賴的共同的商業倫理。它們像是游魂，要么需要尋求市場秩序的漏洞而鉆營，要么需要尋求政治背景的庇護，有時還不得不干脆讓自己隱形。這些私人資本，往往難以把握自己的命運，難以培養主人翁意識，也就很難為自己賦予一種更高級的責任，并以此來夯實能夠自我主宰的命運。在這樣的狀態下，私人資本如果感覺“自顧不暇”，又如何會主動擔當社會責任？

近年來，中國的慈善理念正在萌芽，但必須看到，這種萌芽的源頭，并不是從資本身上開始的。要讓慈善理念在私人資本領域真正生根發芽，還需要回歸到對基本商業倫理的追求之上。（肖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