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神探” 成不了冤假案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殘聯副主席王乃坤在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過程中，提到“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殺人案”中所謂破案“女神探”聶海芬以及安徽蚌埠一名區長助理冤案時稱，應對造成冤假錯案的背后責任人進行追責。（3月12日，鳳凰網）

然而，媒體在報道時，卻曲解了人大代表的意思。認為這是要單單追究“女神探”的責任。但實際上，王乃坤強調的是，追究包括聶神探在內的公、檢、法系統的相關人員責任。筆者認為，冤假錯案的造成，并不是簡簡單單地通過刑訊逼供所致。而是公檢法審理流程中，存在一系列失職的“系統性工程”。

首先，公安機關在偵辦案件時，天然存在非法取證的“原始沖動”。在案件偵查過程中。公安機關常以“有罪推定”的思路來查案、搜集證據。這就使辦案人在主觀意念上，先確定了犯罪嫌疑人，再通過搜集證據證明其有罪。那么，在取證過程中，就存在刑訊逼供和偽造證據的原始沖動。

但是，通過刑訊逼供獲取證據或偽造證據是嚴重的違紀違法行為。我國刑法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規定從重處罰。刑法305條也對捏造偽證者做出處罰規定。“女神探”作為公安機關的辦案人員，犯下錯誤難辭其咎，至少應該調查其是否涉嫌刑訊逼供和提供偽證罪。

其次，檢察院和法院在復核證據、審判案件時未嚴格把關。公安機關案件偵查是制造冤假錯案的第一環節。但是，公安機關搜集的證據、嫌疑人的供述、定罪的依據都必須通過檢察機關的復核，檢察院應嚴格按照“無罪推定”原則來檢視證據的真偽和有效性，并提審嫌疑人或被告，確認是否存在刑訊逼供或串供的情節。最終由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判決。

在第二環節中，檢察機關對證據的認定復核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第三環節法院判決中，法院則必須秉持公正、依法裁決。理論上講，即使在偵查階段存在或多或少的問題，但如果在法、檢環節上嚴格把關，也不可能造成冤假錯案，讓有罪者逃脫制裁，無罪者蒙受冤屈。

其三，法院、檢察院在獨立行使職權時，受到強大的內外部壓力。從系統內部看，公檢法未獨立，公安系統在政法系統占有強大政治資源和優勢，給法檢系統復核案件、提起公訴、和依法判決帶來政治壓力。從外部來看，整個社會仍然未普遍接受“無罪推定”觀念。公安機關偵辦的犯罪嫌疑人如若在法檢環節得以脫罪，于受害者親屬、于普通大眾來講從感情上來講是不可接受的，更會受質疑并，存在包庇枉法的嫌疑，社會輿論不可承受。

因此，無論是在趙作海冤案，還是張氏叔侄冤案、區長助理冤案中，在沒有找到真正兇手之前，即使法檢機關認為證據不足，也不敢貿然宣布無罪，只能疑罪從輕，判輕判緩。若無后期真兇落網，這些冤案也幾無沉冤昭雪的可能。

冤假錯案的形成是個系統的失誤，案件偵辦中的“有罪推定”的原始沖動、檢察機關復核、審查的不到位，法院審判中的“疑罪從輕”，以及強大的政治壓力和社會壓力共同造成了冤假錯案。筆者認為，追究辦案人員責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制度上補漏洞，讓前人所受的冤屈不再在后人重蹈覆轍。

第一，從制度、人事、財政上確保法檢獨立行使職權，徹底改變政法系統中公安一家獨大的格局。確保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法院獨立行使裁判權才能徹底遏制案件偵辦中“有罪推定”的原始沖動。

第二，落實究檢察院案件起訴過程中的復核、審查、監督責任。只要案件復核審查嚴格把關，將一切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排除在外，才能徹底掐斷刑訊逼供和捏造偽證的原始沖動。

第三，加強人民陪審員制度。辯證看待和積極吸收國外陪審團制度中的先進經驗，重新塑造適合中國具體國情的陪審員制度。陪審員制度有利于增強法院判決的可接受性，能更好的的實現司法公正和價值。

第四，普及現代法律原則。使全社會普遍接受“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才能徹底消除冤假錯案的社會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