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開才能進入公共議程

去年5月“海南校長性侵幼女”新聞曝光，至今已有1周年。六一兒童節即將來臨，來自5個不同省份的6位媽媽，日前向全國32省市的教育廳、公安廳遞交了共60多份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她們申請公開在保護當事人隱私的前提下，各省市在過去5年內發生了多少起校園性侵的案例以及各案例的處理結果。

去年兒童性侵案頻頻出現在報章上，給不少人一種錯覺：現在的教育環境越來越差，“變態”越來越多。但是，同類案例的增多，可能是新聞報道密集關注帶來的加強效應，也可能是人們對兒童權益保護越來越敏感的表現。因此，若要真的對兒童性侵狀況做一個比較全面的衡量，僅靠媒體遠遠不夠，還需要有關部門機構所掌握的具體數據。如今，6位媽媽申請公開5年來各地校園性侵案總數及處理結果，正是希望藉此讓這一侵權情況能為大眾知曉，既能令父母提高警惕、有針對性的預防教育，也有利于學校管理者防患于未然。

“海南校長性侵”曝光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曾梳理過近年來公開報道的兒童性侵案件。2005年至2013年，統計數量共有40起。性侵案中8成為熟人作案，其中公職人員占45％，年齡超43歲者近7成，施暴者的雙重人格現象嚴重。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是，在12起熟人作案中，有4起揭發時間超過10年，最長的竟然20年后才有警方介入；而在18起公職人員直接實施的性侵害案件中，受害人的數量達200多人。

公開報道的兒童性侵案例都是情節較為嚴重，或涉及到特殊身份，這樣的統計自然有一定偏頗。然而就是這么小的數量范圍內，問題已經如此嚴重和可怕，使人難以想象未有被媒體報道出來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數”。況且，公益組織或學者的調查研究，往往只能被小部分受眾所知曉，因此盡快把真實的案例數據與分析在社會公開，供監護人汲取經驗教訓保護孩子，供法律專家與公共政策制定者研究社會管理層面的對策，具有重大意義。

無知是最危險的狀態。國人歷來有“家丑不可外揚”的心理，尤其涉及到這類難以啟齒的話題，隱瞞或者不了了之就成了受害者痛苦恥辱，施暴者逍遙法外的主要原因。讓家長知道相關知識與如何應對，更重要的是讓孩子知道如何自我保護與尋求幫助，這些都必然建立在公眾對性侵害的理性認知基礎之上。另外，考慮到兒童總是處在成年人的權力控制之下，比如老師、親長或官員等，如何消除此類權力脅迫的魔影，同樣值得深思。

那么，6位媽媽的申請會如愿以償嗎？相對于“國家機密”的說辭，我們也不能忽略更嚴重的情形存在：職能部門真的不掌握相關信息。不是不能說，而是根本說不出來，拿不能說當借口。一旦公共服務陷入不作為與低效率，怎樣填補其中顯露的空白地帶，就愈顯緊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