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不該被狹隘民族主義綁架

近日，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與哈佛大學簽訂了金額為1500萬美元的“SOHO中國助學金”協議一事，引發網絡熱議。不少人提出疑問，國內致富的地產商為何助學國外而不選擇中國高校。（7月24日《新京報》）

“為何不捐國內高校？”這樣的追問并不陌生。2010年，中國畢業生張磊向其母校耶魯大學捐款，在國內就曾引發不小的爭議，甚至演變為愛國與不愛國之爭。

將潘石屹向哈佛捐贈，標簽化為“把錢捐給國外”并不準確。哈佛大學并不能等同于美國，作為私立高校的美國，其接受的捐款來自世界各地。潘石屹的錢嚴格說是捐給教育與學校，而非國家。而教育的發展，本應該是無國界的，其增益是面向整個人類的文明進步。

富人捐款，多與少，向誰捐，在國內的爭議歷來就不少。爭議背后所暗藏的一個重要認知傾向是：富人捐款是無條件的，且要捐向災區、社會底層才算是真正的慈善。就全球的慈善現狀來看，將慈善僅僅理解為對貧窮之人的扶持，其實是相當狹隘的。慈善確實可以作為改善社會底層困境的一個重要力量，但這首先還是國家保障的責任。而將慈善與國家責任混為一談，正是我們這里富人慈善引發爭議的一個重要來源。

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融合，慈善無國界的特點將越來越明顯。抱著“慈善國界論”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也將越來越被證明為落后并逐漸式微。因為，慈善從來都是面向整個人類文明，社會越開放，享受到的慈善增益也就越來越多，反之，則只能加劇自身孤立。因此，追問“為何不捐國內高校”，本身就是不健康的慈善文化的一種投射。而“為何不捐國內高校”的疑問能夠產生，本身就已經提供了太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