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醫生離我們還有多遠？

根據杭州市相關部門的工作安排，每名全科醫生在服務能力范圍內要簽約一定數量的居民，要求符合簽約條件的全科醫生在今年12月20日前簽約1000名服務對象。全科醫生除坐診以外，還將上門服務、電話隨訪，并管理每人的電子健康檔案。（11月2日《今日早》）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醫療健康、醫學保健的需求與日俱增。我們總會羨慕一些發達國家人們享有的家庭醫生服務：每當自己或家人不適時，一個電話家庭醫生就會很快上門，或耐心接受咨詢，或進行現場救治，或聯系轉診醫院，忙而不亂，服務到位。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家庭醫生是富人們的專享，離普通老百姓很遠。其實這是個誤解。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墨西哥坎昆宣布將每年5月19日定為世界家庭醫生日，該組織把家庭醫生界定為那些在社區為居民提供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的全科醫生，因此，家庭醫生更貼切的說法應當是全科醫生。

與杭州推行的全科醫生與轄區居民簽約醫療服務相似，早幾年，上海已經全面開展家庭醫生試點工作。每個家庭醫生負責2000到2500人，通過居民和家庭醫生之間簽約、預約服務、健康咨詢和雙向轉診等，開展長期全面的健康管理。這些全科醫生可以應對絕大部分的常見病、多發病，節約了許多醫療資源。運行以來，很多長期身患慢性病的老病號找到了“一站式”的“診療俱樂部”，也找到了固定跟蹤照顧他們的家庭醫生。

從國際經驗看，以治療為主的醫療模式與以預防為主的醫療模式效率比為１比４，也就是說，在預防上投入１元錢，等于在治療上投入４元錢。這對于“廣覆蓋、低水平”的我國醫療現狀來說，建立注重預防的家庭醫生制度更是當務之急和長遠之策。

一方面，要在“錢”上動腦筋。家庭醫生難以推廣，很重要的是公共財政投入不足。目前，一些發達國家家庭醫生所需款項由政府按每名醫生所負責的人數劃撥，80％來自國家稅收，其余部分來自地方稅收、國民醫療保險費、企業捐款和醫療機構的營業收入等。我國的全科醫生僅靠政府資金的支持，難以打“持久戰”，必須通過政策引導，加快吸引社會資本的參與。

另一方面，要在“人”上下功夫。目前，盡管一些地方的財力足以支撐配備相應的家庭醫生數量，然而接受過系統培訓、中西醫結合、年富力強、適應社區工作的全科醫生往往“一醫難求”。因此，要把建立家庭醫生制度作為全面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重點，在醫學院校開辦全科醫生專業，提高全科醫生的待遇，建立單獨的稱職評審體系，讓更多的優秀家庭醫生走進公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