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律師執業權利需暢通司法救濟

【律師權利被執法機關侵犯，該如何尋求救濟？我國律師執業權利仍面臨著缺乏司法救濟的困境，辯護律師在為犯罪嫌疑人維權的同時，首先面臨著為自己維權的窘境。】

長期以來，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被視為刑辯律師的“三座大山”，令不少律師在面對刑事辯護業務時望而卻步。近日，最高檢下發《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對檢察機關依法保障律師權利作出明確規定。

法治社會，律師扮演著公民權利代言人的角色。尤其在刑事案件中，律師執業權利的保障水平，直接關系到嫌疑人的權利實現。試想，當一個人受到國家追訴，其賴以對抗強大國家機器的唯一合法力量便是辯護律師。倘若律師執業權利受到不當限制，必然造成刑事訴訟控辯平等結構的失衡，嫌疑人將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刑訊逼供和冤假錯案幾率也將上升。

由于傳統刑事司法持“有罪推定”思維，不僅將嫌疑人視為“罪犯”，同時將替嫌疑人辯護的律師也視作“壞人”，忽略了對律師執業權利的保護，我國刑辯律師的執業環境一直令人堪憂，也無法發揮律師對于刑事司法程序的法治功能。一定程度上，我國冤假錯案頻發與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程度不夠有關。因此，從制度層面保障律師執業權利，針對司法實踐中的難題破解“三難”，是完善司法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必然要求。

近年來，隨著三大訴訟法和律師法的修改實施，律師執業權利在立法上得到進一步保障。只是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律師會見難、閱卷難和取證難，依然困擾于具體的辦案機關和人員。針對此，最高檢新規特別明確，“人民檢察院辦理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除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外，其他案件依法不需要經許可會見”，“人民檢察院在會見時不得派員在場”。這意味著橫亙在律師會見嫌疑人面前的那道前置性審批路障，挪開了一大半。同時，新規提出建立健全檢察機關對侵犯律師執業權利的救濟機制，建立完善檢察人員違法違紀行為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在保障律師權利方面進步明顯。

當然，最高檢的新規只限于由檢察機關偵查的案件，大量一般性刑事案件中的律師權利，還需要整體性的制度設計，讓立法授予的律師權利能夠落實到具體的辦案程序當中。更值得關注的是：律師權利被執法機關侵犯，該如何尋求救濟？能夠向法院提起訴訟嗎？法諺有云：有權利必有救濟，倘若律師執業權利不能進入訴訟程序，那么這種權利便失去了最有力的保護屏障。而事實上，我國律師執業權利仍面臨著缺乏司法救濟的困境，辯護律師在為犯罪嫌疑人維權的同時，首先面臨著為自己維權的窘境。

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三難”，充分發揮律師對于司法乃至法治的積極功能，就需要考慮如何完善律師執業權利的救濟機制。在建立健全檢察機關對侵犯律師執業權利的救濟機制基礎上，還需從國家立法層面突破律師權利的司法救濟瓶頸，讓律師執業權利能夠獲得公正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