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暴限購觸及法治的神經

29日17時40分，深圳市政府突然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實行小汽車增量調控管理的通告》，拋出“限購令”，同時公布“限外”方案。

在深圳之前，全國已有7個城市實施了車輛限購，有關深圳限購的猜想也不是沒有，但突然拋出的方案，還是讓很多深圳市民感到措手不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面對“限購”問題，深圳市政府主要領導和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相關負責人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深圳將以市場手段治堵，不會采取行政手段“限購”“限外”。

如今，這些信誓旦旦的表態，如同親手交予公眾的“把柄”，讓質疑不止于限購行為本身，政策出爾反爾使政府公信力連帶受損。

現在看來，深圳相關領導有關擁堵治理的幾度“宣言”猶如戲言，突如其來的逆轉政策亦早在謀劃之中，但客觀分析，情況可能更為復雜。實際上，深圳市確實有過市場化治堵的嘗試，如對停放在路外經營性停車場的小汽車征收“停車調節費”。時隔不到半年，最終走上其他“限購”城市的老路，究竟是經濟杠桿等手段無效，還是來勢洶洶的擁堵前景等不到市場手段收效的那天，又或者決策制定過程中其他因素的制約？簡單地給深圳扣上不守信用的帽子，可能只反映出片面的問題，無助于其他暫未“限購”的城市在決策上的斟酌。

不過，即便一度“掙扎”，“限購”的調子一經確定，深圳的雷厲風行較之于其他城市，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恰恰是后一點，成為了比未聽取民眾意見，違反程序性規定更嚴重的問題。

幾乎在限購令發布伊始，由交通執法、國稅局等聯合組成的督查組紛紛趕往城中各4S店，在未發放相關通知的情況下，直接要求4S店清場停業。名義上是對所有店面的銷售情況和庫存情況進行核對整理的“執法行為”，實則為了堵住最后幾小時瘋狂搶購的口。且不論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預正常市場交易，是不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光是這一系列“配套”行動的屬性，就應當引起足夠的警惕。

公布施行一項政策，需要調動上萬警力，連同其他執法部門共同“維護”，其做法的荒謬性甚至超出了“不可用大炮打小鳥”的行政法原則，直接指向行為的合法性本身。然而，正是這樣一個簡單粗暴行為，在從公眾輿論向行政職能部門的認知轉換中，可能會被定位為“決策效率高”。如果不是這樣的誤判，想來深圳也不會出此周密部署。

高估行政能量，低估社會反應，深圳這次“傍晚雞叫”式的限購令并不是第一例，可能也不會是最后一例。當決策權過度集中在某個人、某些人抑或某個部門，不受其他權力部門的制衡，決策可以在不公開、不充分討論的環境下作出，就很難避免類似的事情發生，像深圳自由調度所有資源配合政策出臺一樣。能不能突破這個困局，關系到法治社會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