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黑名單”治闖紅燈，用錯了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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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9月1日起，福建莆田中心城區將利用高清視頻監控探頭等，開展摩托車、助力車、電動車交通違法和行人闖紅燈專項整治。此次，莆田警方推出“黑名單”制度，宣傳引導期過后，行人闖紅燈將記入交警部門內部管理系統，可能影響市民出國開證明及子女報考公安部隊的院校等。（9月2日《海峽都市報》）

“闖紅燈上黑名單”別淪為虛張聲勢

司馬童

出門走走路，如果經常闖紅燈，也有可能被打入個人征信“黑名單”，進而影響到出國開證明等諸多方面。盡管這在福建省內，目前僅有共莆田警方開始大張旗鼓搞起來，但不少人或已聞悉，此前深圳警方正與多家征信機構聯合建立交通參與者征信體系，擬將闖紅燈納入征信記錄，讓交通違法與個人信用貸款、買房等掛鉤，一時引發了外界的廣泛關注。

走路“黑名單”，會不會是一種外強中干的“嚇名單”？就此疑慮，相關專家已經發表看法，社會征信體系涉及面很廣，如果真要做到行人闖紅燈的影響征信記錄，除了像深圳那樣擁有相應立法權外，還需落實社會各個部門的緊密配合。換言之，以莆田的條件，推出上述制度，可能只是停留在與部分單位合作，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并非真正意義上納入了社會征信記錄。不過，即便如此，我也要為莆田的“吃螃蟹”舉措叫好。

當前眼下，人們就機動車和非機動車駕駛人的闖紅燈記入征信“黑名單”制度，要說已是普遍認同和支持。但相比之下，對于行人亂闖紅燈帶來的社會危害與影響，有些看法則顯得過于寬容和保守了。反映在對設立走路“黑名單”的實施與否上，一些觀點總認為，走路闖紅燈的直接危害畢竟不大，“有一查一”加強處罰也就行了，動輒記入個人的征信系統，會不會有濫用“黑名單”之嫌？

在國外，如果有市民一旦闖了紅燈而被記錄在案，相關的保險公司很快就會上門通知，或是大幅度提高其個人的投保費用，或是屢教不改就拒絕闖紅燈者的正常投保。之所以如此“小題大作”，國外保險公司可謂理直氣壯：生活中隨意闖紅燈，必然增大了人身傷亡的發生幾率，若不予以“懲罰性”的警示，就難以使之感到“肉痛”、謹守規則。

由此而論，莆田警方推出的“闖紅燈上黑名單”，擬將行人闖紅燈記入交警部門內部管理系統，并可能影響市民出國開證明及子女報考公安部隊的院校等，我以為也不是胡亂聯系。一則文明旅游是基本的道德素養，出國游玩更當珍惜羽毛、遵守公德；二則言傳身教影響頗大，家長自身的屢闖紅燈，對孩子潛移默化的負面“傳導”不可小覷，甚至慢慢異變為一種“慣性基因”。

別讓“闖紅燈上黑名單”淪為虛張聲勢，不管是早抓早促的管理“預熱”，或者是像深圳那樣的令出必行，作為現代公民而言，必須都得從社會全面發展和進步的視角，克服行為短板，助推文明升級。況且，從來就有“一粒老鼠屎毀了一鍋湯”的說法，那么，在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若要消除“法不責眾”，首先就得“人人自律”。因此，就算“嚴規引出良好素質”，又有什么不可呢？

闖紅燈上“黑名單”涉嫌“法外施罰”

符向軍

如何有效遏制行人闖紅燈，一直是困擾城市交通管理的“老大難”問題。但無論是將闖紅燈與征信體系掛鉤，還是先從警方內部管理系統推出“黑名單”制度，影響市民出國開證明及子女報考公安部隊的院校等，都要考慮到“依法治闖”的問題，做到立法先行、穩妥而為。

首先，這是依法行政、法無明文規定不可為的要求。國家至今未就“信用”立法，直接將闖紅燈掛鉤征信體系，至少應有部門規章或地方立法的依據。否則，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處罰了闖紅燈，再施以社會信用體系或警方內部“黑名單”的“惡評”，影響到行為人的貸款、買房、就業、出國等基本公民權利，無疑涉嫌“法外施罰”，當慎之又慎。

其次，納入征信體系，意味著從此背負了“信用污點”，將影響到貸款、買房、就業、出國等重大公民權利，而闖紅燈是一種輕微違法行為，民眾心理也一般將其歸于道德“小惡”，如果視闖紅燈掛鉤征信體系為交通管理的“捷徑”，會讓公民付出與其違法行為不相對稱的法律代價。因此即便今后法律修訂，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據，在實踐操作中，也要充分考慮到違法行為的嚴重性、危害性，只有多次闖紅燈而屢教不改，積“小惡”為“大惡”的，才適宜與征信系統掛鉤。

再次，也要考慮到可操作性。立法條件具備后，還要有社會征信體系的完善，和各征信部門的積極配合協助等。目前社會征信體系還很不完善，部門各自為政，有待國家“大數據”建設的快速推進。此外，目前行人和非機動車闖紅燈現象很常見，數量巨大，如果把如此多的人全部納入征信系統，勢必面臨操作上的難度，或者說不太現實。

總之，在立法缺乏、社會征信體系也很不完善、闖紅燈多數屬于輕微違法行為的情況下，將闖紅燈與征信掛鉤，記錄個人“信用污點”，并發揮多部門“聯合懲戒”的“大殺器”作用，應該慎之又慎，多方論證，充分注重法理、民意基礎和可行性，做到立法先行、尊重民意、穩妥而為。切忌為了行政管理的簡單方便，而急功近利，把社會征信體系當成可以包治百病的“大框”。畢竟，社會征信系統不是可以取代法律自身作用的“萬能法”。

闖紅燈影響出國株連子女是矯枉過正

范子軍

建設誠信社會的重要性日益成各界共識，從中央到地方越來越重視征信體系建設，無疑也是不斷提高民眾信用水平和文明素養的必要舉措，不過把誠信當成框啥都往里裝的傾向顯然值得引起足夠重視，不但有混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而且明顯有矯枉過正之嫌，與依法治國的理念相悖。

行人違規闖紅燈，完全可以也應該通過完全交通管理法規，給予相應的約束和制裁，將交通違法行為納入征信記錄，不但影響信用貸款、買房等民事權利的行使，而且被限制出國甚至子女報考公安、部隊院校，既明顯缺少法律依據的支撐，更是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一種粗暴侵犯。

誠然，道德與法律可以相互補充、互相約束、相得益彰，但道德和法律終究具有各自的邊界，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既不能拿道德干預法律，也不能對道德行為無限上綱上線，濫用法律措施懲治道德范疇內的言行。試問，行人闖紅燈與子女有什么關系？株連子女的做法可以說既不道德也不合法。

一段時期以來，各地、各部門紛紛推出形形色色的“黑名單”，不但暴露出一黑就靈的“黑名單”依賴癥，而且顯露出以法治代德治的治理理念錯位，表面看似乎更有震懾力，實際上不可避免削弱法治權威性和嚴肅性，不利于德法兼治構建良好的社會道德秩序和法治秩序，理應及時、果決地予以糾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