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老太還是壞女孩？真相并不是這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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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圖片來源：安徽網）

9月8日起，淮南女大學生扶老人事件一波三折。女大學生先是自稱扶老太被訛，因現場處于監控死角，她在微博發帖尋找目擊證人以證清白，不久有網友回復稱愿意為其作證，但也有3名目擊證人稱女大學生曾承認撞了老太太。9月21日，淮南警方透露，經警方多方調查取證，認定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學生袁某騎車經過老人時相互有接觸，女大學生承擔主要責任，老人承擔次要責任。?

【質疑】

扶老被訛”事件，警方調查難服眾？

龍泉派出所究竟是怎么“進行了多方調查取證”的？老人和女學生究竟是怎樣的“相互有接觸”？接觸不等于撞人，過于中立的表達，難以佐證袁某該承擔主要責任。而此前，最關鍵的監控已缺失，核心環節更是不清不楚，憑什么讓袁某承擔主要責任？

公眾作為旁觀者，他們需要靠證據說服，需要靠事實說服，也需要靠嚴絲合縫的邏輯說服。可惜，淮南警方無法滿足公眾最迫切的知情權，于是必然遭受如潮質疑。當然，淮南警方有苦難言，也許沒有視頻，便只能求助于旁證。基于公眾的不信任，淮南警方更要如實闡述多方調查取證的具體過程。 >>>閱讀全文

【反思】

老人問題需要關注而不是炒作

這起事件，在過去的十多天里，輿論場對此事始終抱持熱情，無論相關調查有所進展還是延宕。這種沸沸揚揚的不斷加溫模式，早已脫離了純粹的究其真相，炒作成為了推動持續關注的主動力。如果由此對相應的群體作一個籠統的判斷，恐怕謬之甚遠。

炒作越來越頻繁地運用于各類報道、編輯中，可能是針對某個個例，也可能是對一個群體。僅就老人而言，近年來我們常聽到的“老人變壞還是壞人變老”的偽命題，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由同質性負面報道匯集、推論的結果。但事實上，這樣的判斷符合這個社會的真實面貌嗎？ >>>閱讀全文

【觀點】

離不開攝像頭的社會是可怕的

遺憾的是，隨著攝像頭這一公正的監視器的失效，事件真相的揭示就只能回歸最基本的“證言”，而不再關乎技術。然而，讓人說真話卻好像變得越來越難，對信任危機的反復討論一再觸碰到當前社會道德良心的敏感議題，這本身就引人深思。

攝像頭固然能派上大用場，但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監視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監控設備的使用只是維護治安和司法取證手段的一種補充，對于情況復雜的現實生活而言，攝像頭無力充當全能之眼。那些隱蔽的、不為人所知的地方，也許沒有攝像頭，但不能沒有明辨是非善惡的約束。人的道德良知是維護社會運行的重要柔性力量，是法律和攝像頭都無法取代的。 >>>閱讀全文

不妨以善意揣度“撞人者說謊”

在一些被扶老人“訛人”的案件中，除非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老人是故意訛人，否則就不能排除，有些老人摔倒后意識模糊，高度驚恐之下出現誤記、誤判或錯覺，他們“訛人”未必有多大的實際惡意。同樣的，女生袁某撞老人后說謊，稱自己是扶人被訛，除非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她是故意說謊，否則就不能排除，袁某有可能是沒有明顯感覺到自己撞了老人，但在看到老人倒地并扶起老人之后，內心十分驚恐惶惑，對自己到底有沒有撞到老人沒有把握，因此出現了先承認自己撞了人，后來又矢口否認的變化，她的說謊未必有多大的實際惡意。 >>>閱讀全文

【深度】

面對老人摔倒讓想象慢點走

這些年來發生的“扶不起”報道，內容有真有假，劇情有順有逆。但幾乎每一起報道出現后，很多人不辨真假，而是第一時間選擇相信“此事必有蹊蹺”，扶人肯定被訛。可是，所謂的“扶不起”，到底是真相還是想要的真相？有沒有人認識到，這種第一時間的迎合和判斷本身就是一種問題？

有什么樣的道德想象就有什么樣的道德風貌，如果都認為“扶不起”，那就只能出現“扶不起”。面對老人摔倒，能不能讓情緒和想象慢一點走，不要偏聽偏信，更不要搞“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了”這一套。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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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網絡

“扶老被訛”事件，警方調查為何難服眾

王石川

9月8日起，淮南女大學生扶老人事件一波三折。9月21日，淮南警方透露，經警方多方調查取證，認定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學生袁某騎車經過老人時相互有接觸，女大學生承擔主要責任，老人承擔次要責任。

至此，“稱被訛”事件仿佛已逼近真相，盡管警方調查結果并非一錘定音，但可確信在輿論緊盯之下，相關調查過程不會是輕率的，調查結果也不會是草率的。但是，面對警方公布的結果，不少網友仍認定袁某被訛了。為何如此？恐怕與警方通報語焉不詳有關，寥寥幾句話，既無細節支撐，更無詳情披露，只是簡單地給出結論，讓人難以信服。

更何況通報的表述過于模糊，比如，龍泉派出所究竟

是怎么“進行了多方調查取證”的？老人和女學生究竟是怎樣的“相互有接觸”？接觸不等于撞人，過于中立的表達，難以佐證袁某該承擔主要責任。而此前，最關鍵的監控已缺失，核心環節更是不清不楚，憑什么讓袁某承擔主要責任？

沒有爭鳴，就沒有共鳴；沒有了解，就難有和解。公眾作為旁觀者，他們需要靠證據說服，需要靠事實說服，也需要靠嚴絲合縫的邏輯說服。可惜，淮南警方無法滿足公眾最迫切的知情權，于是必然遭受如潮質疑。當然，淮南警方有苦難言，也許沒有視頻，便只能求助于旁證，通過所謂的“多方調查取證”來認定袁某負主要責任。基于公眾的不信任，淮南警方更要如實闡述多方調查取證的具體過程。

撇開這些質疑，我們還應該回到事件的原點，有幾個問題同樣值得討論。

其一，“稱被訛”事件剛一出現時，為什么不少人本能地認定袁某冤屈，老太訛人？不得不說這是基于“經驗”的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其實并不符合邏輯，甚至有些無理。一旦人云亦云，就可能傷害無辜。類似教訓不勝枚舉，我們理應節制沖動。

其二，警方的調查結論到底可不可信？警方當然有可能造假，有可能偏袒某一方，問題是，淮南警方敢不敢冒著巨大的道德風險和法律風險，與正義為敵，與網友為敵，與事實為敵？淮南警方調查已有相當一段時間，在媒體聚焦下，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們造假的勇氣有多大？

其三，的確有被扶老人訛人，那我們是不是就該永不扶人？這是報復誰呢？對淮南警方的調查，有網友說：不管是不是袁某的責任，以后老人跌倒了都不要扶，讓他們自生自滅吧。如此情緒化，是跟誰賭氣呢？誰能保證自己的父母不會跌倒，誰能保證自己年老了不會跌倒？

真相仍在路上，吁求淮南警方公布更全面的調查。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應該節制憤怒，理性看待這個世界。“燈火趨暗，你在何處”，如果光抱怨老人有多壞，看不到老人有多好；如果光指責社會有多糟糕，而忽略了自己的責任，這個世界怎么可能會變好？（京華時報）

老人問題需要關注而不是炒作

付小為

連日來有幾則新聞陸續曝出：山東老人弄臟公交被驅趕、安徽老太與男子公交對罵扭打、湖南女子公交占兩座并推倒老人。本來只是見諸不同報紙的小篇幅社會新聞，經門戶網站羅列擺放在一起，其間的共性和聯系性頓然清晰。

老人是這些事件的重要一方，他們在不同的故事中或弱勢或強勢，而將這些新聞“歸類”，大概是為了讓這些現象愈顯突出，甚至隱性地提出一個問題，老人群體與社會其他群體的關系，是不是哪里不對勁了。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人口結構的過快變化與現代生活、傳統觀念、政策宏觀規劃之間的不協調，確實帶來了一系列的“老人問題”，不僅社會對“老”需要有觀念上的再認知，如何合理分配各類資源，在讓老人能夠安享晚年的同時又不至于挫敗年輕人的積極性等，也是值得思考的重要方面。然而，回到輿論視角，我們看到的是，走在老齡化的核心問題之外，媒體所關注的“老人問題”好像是另一回事。

這些年，以“老人”為主角的新聞確實不少，一些時候，他們受了委屈、傷害，另一些時候，他們又好像蠻不講理，成了他人生活的麻煩制造者。相同的是，這些消息往往扎堆出現，彼此相互佐證似的，引導社會判斷走向某一個方向。

就像剛剛落幕的安徽“女大學生扶老人被訛”事件，在過去的十多天里，輿論場對此事始終抱持熱情，無論相關調查有所進展還是延宕。這種沸沸揚揚的不斷加溫模式，早已脫離了純粹的究其真相，炒作成為了推動持續關注的主動力，一時間，各地也順勢“補充”出幾條似是而非的老人倒地新聞。

如是蜂擁而上的報道，總能在短時間內聚集輿論場的能量，形成一個共同的聲音。比如老人訛人，又或者年輕人不尊重老人。并且每種情形，都仿佛挾社會主流之勢。如果由此對相應的群體作一個籠統的判斷，恐怕謬之甚遠。

拿前面的幾則公交事件來說，很遺憾，我們生活中無法杜絕類似的事，但必須說，它們肯定不會是生活的主要部分，而它們共同呈現的爭執、蠻橫、霸道，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對象恰巧是老人，但未必針對老人。而經由媒體的刻意安排，卻歸入到老人訛人事件后的又一類“老人問題”中。這樣的方式，也可以說是一種炒作。

為了吸引外界注意，炒作越來越頻繁地運用于各類報道、編輯中，可能是針對某個個例，也可能是對一個群體。僅就老人而言，近年來我們常聽到的“老人變壞還是壞人變老”的偽命題，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由同質性負面報道匯集、推論的結果。而同樣的方式針對任何群體，少年、青年、中年人；教師、律師、官員，都可能形成一個相對群體的負面形象，但事實上，這樣的判斷符合這個社會的真實面貌嗎？這樣的炒作方式一旦變成媒體從業者的習常，不但模糊著人們對基本面貌的判斷，更無形中助長了比壞、比劣，讓小問題變成大問題。（長江日報）

離不開攝像頭的社會是可怕的

李杏

近日，安徽淮南一名女大學生自稱扶老太被訛，因現場處于監控死角，她在微博發帖尋找目擊證人以證清白，不久有網友回復稱愿意為其作證，但在此事的最新進展中，有3名目擊證人稱女大學生曾承認撞了老太太。

又見疑似扶老人“被訛”事件，在微博傳播力的推動下，原本并不復雜的一起糾紛迅速成為熱點話題，引發眾多網友關注。不僅女大學生和老太太家屬各執一詞，給出了截然不同的事情經過描述，在監控無法提供有效證據的情況下，相繼出現的證人做出的證言也互相矛盾，令事件真相愈發撲朔迷離。

目前，淮南警方尚未給出最終調查結果，究竟孰是孰非還“說不清”。但就現有的條件來看，由于線索斷在了監控這個關鍵環節，對事實的調查似乎就此陷入了僵局。換言之，一旦最有希望留下“鐵證”的攝像頭沒有捕捉到現場畫面，即使找到更多目擊者，似乎都很難改變此事陷入“羅生門”的困境。

到底老太太是怎樣受的傷，女大學生有沒有碰撞到她，當事者之中必然有人隱瞞了實情，這只是基于邏輯所能下的判斷，網絡上的各種討論與推測也都只能止步于此。遺憾的是，隨著攝像頭這一公正的監視器的失效，事件真相的揭示就只能回歸最基本的“證言”，而不再關乎技術。然而，讓人說真話卻好像變得越來越難，對信任危機的反復討論一再觸碰到當前社會道德良心的敏感議題，這本身就引人深思。

近年來，社會上時常發生一些影響較大又始終真相不明的事件。對此，很多人呼吁要動用技術手段取證，用拍視頻和設監控等辦法保障公正，日益遍布大街小巷的攝像頭也的確能在很多時候派上大用場，對攝像頭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仿佛沒了攝像頭就無所適從。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有些公共事件中，在一些關鍵時刻和關鍵環節，攝像頭總是恰當地出現故障。

攝像頭固然能派上大用場，但值得警惕的是，被攝像頭“監視”習慣之后，一些人似乎掌握了一套行為模式：在被“觀看”的情況下不敢輕易越矩，可一旦脫離了監控的視線，就變得毫無顧忌，甚至喪失底線。令人擔心的是，離開了攝像頭，有人就可能忘記了摸著良心講話，為了逃脫責任而毫無愧色地說謊，甚至為自己得以顛倒黑白而沾沾自喜——一個社會少了攝像頭就是非不分，真相難求，這種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喪失令人不寒而栗。

攝像頭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監視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監控設備的使用只是維護治安和司法取證手段的一種補充，對于情況復雜的現實生活而言，攝像頭無力充當全能之眼。那些隱蔽的、不為人所知的地方，也許沒有攝像頭，但不能沒有明辨是非善惡的約束。攝像頭所扮演的，其實相當于一個監督者的角色，而這種監督的更大意義，不在于簡單的威懾，而是讓道德規范更好地發揮作用。在這個意義上，人的道德良知就是維護社會運行的重要柔性力量，是法律和攝像頭都無法取代的。（長江日報）

不妨以善意揣度“撞人者說謊”

于騫

9月8日發生在淮南師范學院門口附近的這起交通事故，從女生袁某發微博稱扶老人被訛，求目擊證人為自己證明清白開始，引起社會輿論的高度關切。袁某講述的自己的遭遇，符合近年來社會上討論、反思的“扶老人被訛”的故事框架，一下子引起輿論的強烈共鳴，激發了很多人心中的道德義憤。人們一邊慨嘆“世風日下”、“做好事風險大”，一邊對被扶的桂老太太一方加以譴責，認為老人如此反咬一口恩將仇報十分可惡，有人甚至要求對訛人的老人依法懲處，讓其付出應有的代價，云云。那個“扶老人被訛”的故事框架，為人們預設了某種“慣性思維”，每當出現一起扶老人引發的糾紛，很多人就會先入為主地相信，扶人者肯定是無辜的，被扶的老人肯定是故意訛人，并將這一起糾紛，視為“世風日下”、“好人難做”的又一個例證。

淮南市警方認定系一起交通事故，扶人的女生袁某承擔主要責任，被扶的老人承擔次要責任。因為現場沒有監控視頻，無法還原事發時的具體情況，但警方通過向多名直接和間接證人取證（包括120急救車醫生在內的幾名證人均表示，當時看到袁某承認自己騎車撞倒了老人），獲取的證言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證明當時袁某和老人“相互有接觸”。應該說，警方對事故責任的分配是比較客觀的，之所以認定老人也要承擔次要責任，是因為老人當時走上了非機動車行駛車道，存在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自身對造成事故也有一定的過失。

對于扶老人引發的糾紛，最可怕的不是當事某一方說謊，也不是情況太復雜以至于遲遲不能求得真相，最可怕的其實是，輿論無端猜測甚而惡意揣度當事人的心理動機。假如警方查實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老人的確是自己摔倒，卻一口咬定是被袁某撞倒，那么，許多人不但要為自己的“慣性思維”再次得到警方調查結論的證實而倍感“欣慰”，而且還要進一步理直氣壯譴責訛人者，要求法律加大對訛人者的處罰，以此警示社會公眾，更好地保護見義勇為行為，讓好人做好事無后顧之憂。

不料劇情出現巨大反轉，警方調查證實老人并非訛人，反而是袁某作為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責任者，事后堅稱自己是做好事被訛，還公開征集目擊證人為自己辯誣。這種情況下，輿論很可能隨著劇情反轉而反轉，從相信老人訛人并譴責老人無良，轉為對袁某施以嚴苛的批評責難。不難想象，袁某現在受到的社會輿論壓力，肯定比之前被撞老人受到的壓力還要大。

我愿意相信，在一些被扶老人“訛人”的案件中，除非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老人是故意訛人（如老人有充分的條件看見或意識到，自己是摔倒而非被撞倒），否則就不能排除，有些老人摔倒后意識模糊，高度驚恐之下出現誤記、誤判或錯覺，他們“訛人”未必有多大的實際惡意。同樣的，我也愿意相信，女生袁某撞老人后說謊，稱自己是扶人被訛，除非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她是故意說謊，否則就不能排除，袁某有可能是沒有明顯感覺到自己撞了老人，但在看到老人倒地并扶起老人之后，內心十分驚恐惶惑，對自己到底有沒有撞到老人沒有把握，因此出現了先承認自己撞了人，后來又矢口否認的變化，她的說謊未必有多大的實際惡意。

不妨以善意揣度“老人摔倒被扶后訛人”，也不妨以善意揣度“撞人者說謊”，事實真相未必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嚴酷殘忍。多一些善意的揣度，社會可能就會多一些寬容和信任。（北京青年報）

面對老人摔倒讓想象慢點走

喬杉

一般而言，觀眾的情緒都是隨著劇情走的，當劇情發生反轉時，觀眾情緒也隨之反轉。可這一刻，相對于此前，劇情發生了重大反轉，但輿情并沒有明顯反轉。有些網友說，這三個目擊者所說不可信；還有網友講，不管你們怎樣，反正我就不信。

在一個眾說紛紜的輿論場，懷疑和想象都十分可貴。僅憑三個目擊者的說法，確實還不能完整地還原真相。但是，懷疑應該是一視同仁的，不應該進行“選擇性懷疑”。可是還原新聞發生，幾乎在第一時間內，輿情就開始了“站隊”。從開始報道來看，只是講了“淮南女大學生稱扶老太被訛，征集目擊者以證清白”，當中有大量的女生怎么說，女生同學怎么講，可從報道的細節來看，并不足以還原真相，也不足以構成女生自圓其說的證據鏈。僅僅憑據一枝半葉，很多人情愿選擇相信女生，而不假思索地認為老太及其家人“碰瓷訛詐”。

從傳播上講，一種觀點能夠廣泛傳播，未必是因其具有真理性，很多時候是因其迎合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想法。也就是說，很多時候人們需要的不是“指南針”，而是“復讀機”，通過別人的嘴把自己心里的話說出來，說得更加動聽。這些年來發生的“扶不起”報道，內容有真有假，劇情有順有逆。但我們注意到，幾乎每一起報道出現后，很多人不辨真假，而是第一時間選擇相信“此事必有蹊蹺”，扶人肯定被訛。可是，所謂的“扶不起”，到底是真相還是想要的真相？有沒有人認識到，這種第一時間的迎合和判斷本身就是一種問題？

一事當前，先問真假，再問是非。道德事件，更是如此。一旦根據錯誤事實作出錯誤判斷，就可能帶來道德誤傷。拿這起事件來說，女大學生到底有沒有碰到老太，老太及其家人有沒有訛詐？真相其實還在路上。即便最終調查出女大學生碰到了老太，也存在有意和無意之分，不排除女生碰到了老太自己卻沒注意，以為自己沒有碰到；即便最終調查出女大學生沒有碰到老太，也存在誤會和訛詐之分，不排除老太自己摔倒了，女生恰好經過，老太在恍惚中以為是女生碰倒的。情況不同，后果不同，道德影響不同。

春晚小品《扶不扶》有一句廣泛認可的金句：人心倒了就扶不起來了。其實這種人心指向三種人，一是摔倒的人，二是扶的人，三是看的人。有什么樣的道德想象就有什么樣的道德風貌，如果都認為“扶不起”，那就只能出現“扶不起”。這是一種認識和判斷問題，指向為如何認識道德的價值，如何判斷當前的道德風貌。在現實中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面對老人摔倒，能不能讓情緒和想象慢一點走，不要偏聽偏信，更不要搞“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了”這一套。

這一刻，劇情反轉了，而輿情并沒有反轉。雖然反轉的劇情未必是最終的劇情，但不管如何，輿情和劇情的脫節還是值得關注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輿情反轉比劇情反轉難得多，而在很多人的潛意識里傾向性地認為當前的現實就是“扶不起”。這種偏見和“片見”，難道不值得警惕嗎？（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