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部日前下發《關于做好空氣重污染監測預警信息發布和報送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批評部分地區“空氣重污染預警信息發布和報送不主動、不及時，應急措施滯后，面對公眾關切不回應、不發聲”。（12月17日《中國環境報》）

“面對公眾關切不回應、不發聲”，漠然的姿態背后，或并非地方政府部門認知的麻木，而是因為在他們的觀念中，規避政績單上的污點，或要比解除空氣污染的威脅更為緊要。此番環保部的《通知》，驅散環境信息的霧霾，正是空氣治污的前提。但顯然，這只是工作機制的完善。要讓這種工作機制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并發揮效力，恐怕還得納入到政績評價體系中來。

前段時間，遼寧的“霧霾罰單”備受關注和爭議。秉持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問責的矛頭理應指向高污染的企業，以及落后發展觀念的地方政府和官員。可到頭來，“霧霾罰單”罰的卻是納稅人，企業、政府和官員的利益卻毫發無損。因此有人建議，“霧霾罰單”不能伸進納稅人的錢袋子，而是應該砍向污染企業的利潤，指向地方政府和官員的政績單。

毋庸置疑，“霧霾罰單”是種工作機制的創新，但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并未觸及對相關利益群體追究和問責的關鍵問題。而環保部的《通知》，顯然也存在著同樣的尷尬。

從《通知》來看，只是要求建立空氣重污染監測預警信息報送制度，規范信息發布渠道。至于預警信息發布滯后、報送不主動，地方政府和官員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并沒有要求。科學的工作機制如果沒有配套的問責機制來推動，那么預警監測信息報送制度難免懸置。當然，《通知》在問責方面表現出的綿軟，也體現出環保部的尷尬，光憑環保部恐怕力所不逮。

表達鐵腕治污的“霧霾罰單”也好，驅散信息霧霾的空氣重污染監測預警信息報送制度也罷，歸根到底，只是工作機制的改變。而要改變地方政府和官員的行政思維和政績理念，避免在環境問題上失職瀆職現象的發生，根本的驅動力，還是相應配套的監督和問責機制。

時言平 （媒體評論員）

日前，遼寧省對轄區內8個城市開出5420萬元“空氣質量考核罰單”，并承諾罰繳資金將全部用于該省藍天工程。這是遼寧省自2012年出臺《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考核暫行辦法》以來，首次開出“灰霾罰單”，罰金由省財政廳直接從下級城市財政資金中扣繳。盡管行動果斷，但質疑之聲也不少：譬如地方政府繳納的5000多萬元罰款，最終究竟由誰來埋單？（《中國青年報》12月17日）

理論上說，政府不是生產者，罰單自然是財政兜底，最后還是納稅人埋單。明明是問責政府治霾不利，被霧霾所累的市民反倒最后掏錢：這“灰霾罰單”，真的仗義嗎？

公眾對霧霾罰單的關切，顯然不只是在于罰單本身，而是對城市治霾思維的群體焦慮。12月出現的霧霾，已波及25省份，100多個大中型城市。中國氣象局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全國平均霧霾天數為52年來之最，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蘇等13地均創下“歷史紀錄”。“十面霾伏”之下，治霾就成了斗智斗勇的焦點議題。

盡管備受質疑，遼寧的“灰霾罰單”卻在最初收獲了“五星好評”，道理并不復雜：一是三個月前，劍指大氣污染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公布，被公眾稱為史上最嚴的國十條。此后，各地的應急預案也應運而生，但其中也不乏葉公好龍者。避讓等待的多，當真責罰的少，“灰霾罰單”畢竟動了真格。二是在經濟轉型無法一蹴而就的語境下，環境友好型增長方式不可能從天而降。下一場霧霾再來，我們怎么辦？停工放假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也許只有賞罰分明，治理才會窮盡一切努力。

就像遼寧省官員坦承的，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的罰款，的確對一些城市來說不算什么，“作為沈陽這樣一個大的省會城市，3000多萬它也是不在乎的”。主要是罰錢后，市長的面子掛不住，以此倒逼官員認真處理問題。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你非要說這酒色澤如何、味道怎樣，豈不是雞同鴨講？

看來，這罰單本就是“罰市長面子”的，又何苦在誰掏錢上糾纏？只是，如果“市長們”都看穿了罰單背后的小心思，虛化于官德之上的“城市責任”，真能兌現為真實的權力痛感嗎？

今年6月，《浙江省環境空氣質量管理考核辦法》（試行）正式發布，其中就有依據PM2.5指標高低，來對城市進行獎勵或罰款的規定。譬如，若城市考核不合格，下一年度各級環保行政主管部門暫停審批對該城市PM2.5指標造成重大影響的工業建設項目。眼下來說，真要停批項目，可能比罰錢更靠譜一些。

據報道，在空氣質量較差的石家莊市，由于霧霾天氣時小學生不能正常在戶外運動，這個市一小學創編了一套“防霧霾”室內武術健身操。這一做法引起了人們的熱議。

“防霧霾操”在網上遭到很多調侃甚至嘲諷，“就瞎忽悠吧，霾吸入肺部，簡單的運動就可以防治？”“鍛煉身體還說的過去，防止霧霾，開玩笑吧？”的確，基于常識，霧霾之害是通過呼吸系統進入人體的，練什么操也不可能讓孩子們不呼吸。

不過，“防霧霾操”也就是個應景的“冠名”罷了，網民們不必太較真兒。孩子霧霾天氣出不去，學校能想到在室內帶領他們鍛煉身體，還是值得鼓勵的。這套操據稱是時間短、發力輕，身體活動充分，做完整套操身體微微出汗還能起到排毒的效果。“防霧霾”雖然是奢望，但鍛煉身體總是有好處的。

當然，從教育的角度出發，老師們還是要和學生交代清楚，這只是“抗霧霾”的室內鍛煉大法，千萬別以為練完了，霧霾天氣出門也就真的“百毒不侵”。

□徐大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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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河北石家莊光明路小學，全校的孩子都在教室練習一套“防霾”武術健身操。進入冬季，北京、天津、河北、上海等國內多地頻現霧霾天氣。為了減少霾對孩子的傷害，該小學獨創了這套防霾健身操，可增強孩子體質。據學校介紹，這套武術由23個動作，懷中抱月、開天辟地、力劈華山、海底撈月讓孩子活骨疏筋，而按壓合谷、氣沉丹田可排解肺部有害物質，具有防霾效果。（12月11日，中新社）

面對霧霾，中國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智慧。既然霧霾的困境一時無法廓清，“霧霾面前人人平等”，防霾口罩、空氣凈化器齊上陣，各種“防霾攻略”新出爐。當然了，霧霾本就不合常理，幽默的國人還不忘幽上霧霾一默，諸如“厚德載霧，自強不吸”的段子層出不窮。深受霧霾之苦，我們“痛并快樂著”。

河北光明路小學自創的“防霾”武術健身操就是“霧霾中國”下群眾“生存智慧”和“逆境幽默”的“結晶”。今天，一組“防霾”武術健身操火爆網絡，讓眾多網友看了不禁發笑，一群面無表情的小學生在狹小的空間里擺出各種武術架勢。據說，此類健身操按壓合谷、氣沉丹田，可排解肺部有害物質。不論你信不信，學生們是相信了。

當小學生們在元旦晚會上擺出“懷中抱月、開天辟地”等“抗霾招式”時，我們可以贊揚排練老師有創意。可如今，以 “防霾”、強身健體之名，讓學生在上學時間跳這樣一個并未得到科學論證、招式稀奇古怪的武術操，學校這是在忽悠誰？山寨武術“防霾操”作為娛樂倒也罷了，怎能忽悠是渴求知識的小學生呢？從孩子們做操時緊繃著的嚴肅、認真的表情上即可看出，這些尚處啟蒙時期的孩子，對這套偽科學的山寨操，毫無懷疑。

實際上，防霾操的出現是某些學校管理者長期以來固化教育思維的產物，在他們的認知中，“學生被工具”是很正常的現象。君不見，貝克漢姆造訪南京，數千小學生被拉到烈日暴曬的體育場“被球迷”；君不見，某幼兒園學生疊三層讓老師坐在上面“被肉墊”。“學生被工具”的做法往往是娛樂了老師，可學生的尊嚴、教育的本質，卻碎了一地。

的確，霧霾惡化了我們的生存環境，足以讓我們心生焦慮。此時此刻，幽上霧霾一默未嘗不可，但幽默劇和嚴肅的教育，并不能對等；幽默的對象也不能轉嫁到純真的孩子身上。以“防霾”之名讓學生跳滑稽可笑的武術操，“效果”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可小學生的心靈倒被這操“污染”得不輕。

空氣的高度開放性、流動性決定了霧霾不僅僅是一個城市的事情，覆巢之下無完卵，誰也沒有資格置身事外。

江蘇、浙江、上海……剛入12月，中國中東部大部地區再次遭遇持續性霧霾天氣。據中央氣象臺統計，截至4日18時，我國已有25個省份、104個城市都深中“霾伏”。各地也在積極治理，譬如河北全省上下正在進行一場狂飆突進式的大氣污染治理運動；遼寧省首次給8個城市開出“霧霾罰單”。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在路上牽著你的手，卻看不見你”，有人用這種“黑色幽默”調侃霧霾。當全國過百城市“十面霾伏”、一些城市每年霧霾天氣在100天以上、個別甚至超過200天、高速公路因霧霾而封閉、中小學因此而停課……霧霾危害何止“牽著你的手，卻看不見你”？鐘南山院士近日再次警示：霧霾比非典更可怕。

“霧霾比非典更可怕”的結論，一方面基于危害本身，霧霾“要命”，若以對人類健康的影響范疇、程度與深遠等綜合而論，其危害絕不亞于“非典”。“非典”雖然來勢洶洶，但很快過去，霧霾就不一樣，若得不到有效治理，它不會自動消失，只會越來越嚴重。一方面基于霧霾治理之艱巨。艱巨，不僅是治理技術，更多是治理意愿。霧霾一定程度上是GDP“副產品”，而GDP對于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進程、正處于“爬坡階段”的中國社會仍至關重要，甚至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以GDP換清新空氣，難度可想而知。像對地方開“霧霾罰單”，說到底也是一種懶政，要是罰款能罰出新鮮空氣，那霧霾治理就是小菜一碟。

十面霾伏，路在何方？這是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快速發展后，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個沉重的、無法回避的問題。面對全國大范圍、長時間出現霧霾天氣，如果還坐視不理、無所作為，或空喊口號、怨天尤人，或寄希望于大風吹散、大雨淋消，就是對公眾的不負責，對子孫后代的犯罪。技術層面的治理，或者說霧霾的技術治理，難度并不是特別大。簡言之，無非是，禁止新上污染項目，嚴格控制大氣污染物的新增量；關掉一些大型污染項目，進行大氣污染減排。一禁一減兩手抓，持之以恒，假以時日，空氣質量就會慢慢好起來。至于如何才能將目標落實，那就是行政績效問題。

國外一些城市也有過類似遭遇，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經發生“煙霧事件”的倫敦也是痛下決心，經過數十年不懈努力，才摘掉“霧都”的帽子，成為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之一。近年來，珠三角的空氣大有好轉，也拜大量污染企業關停、外遷所賜。禁上污染項目、關掉粗放型項目，勢必影響地方GDP增速，這也是難點所系。因此，從根本上還是要破除過去那種“唯GDP論英雄”的錯誤政績觀、評價觀，讓地方政府官員從GDP增長率排位的焦慮中解脫出來，將更多精力投到環境保護中來。近日，中央組織部印發的《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對此已有考慮，轉變值得期待。

空氣的高度開放性、流動性決定了霧霾不僅僅是一個城市的事情，覆巢之下無完卵，誰也沒有資格置身事外。是以，霧霾治理既要有屬地概念，各盡其責，按照分解任務，完成減排，還要有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長期的區域合作機制，合力治霾，務求必勝。

受到外界廣泛關注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0日上午在北京開幕。此次會議將分析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總結2013年經濟工作，提出2014年經濟工作總體要求和主要任務。

而就在會議召開前夕，一場覆蓋全國多個省份、污染十分嚴重的霧霾讓很多人產生疑問：明年的經濟工作會不會受到霧霾的影響？政府會不會下調經濟增長指標？

也許有人會說，雖然霧霾的嚴重程度超出想象，并對正常生產生活產生了一定影響，導致許多地方交通嚴重堵塞、學校被迫放假、飛機等交通工具也被迫延誤，但是，說對經濟工作、特別是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產生影響，可能有點夸大其詞了。

那么，事實又會如何呢？霧霾到底會不會對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產生影響呢？

要知道，霧霾的產生，是與被嚴重扭曲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的。正是因為全國相當一部分地區的經濟結構嚴重偏“重”、嚴重偏“污”，經濟增長方式嚴重偏“耗”，才會直接導致霧霾像幽靈一樣在全國很多地方出沒。除華北之外，一向比較穩定的華東和東北地區，今年也開始遭受霧霾的嚴重侵害。特別是華東地區，過去一直被認為是環境保護力度很大，污染治理比較有效，今年也出現持續多日的嚴重霧霾現象，更是讓我們覺得，霧霾已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是一個全局問題了。

事實也是如此，別看華東地區高科技企業很多，每年用于環保治理的投入很大，但污染企業也是隨處可見。尤其是化工、造紙、鋼鐵、水泥、發電等嚴重污染企業，仍然是華東地區主要的工業項目。加上這些年華東地區的汽車保有量年年大幅增長，城市建設如火如荼，污染也就自然而然地比GDP增長快得多了。

于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變得越來越激烈，到底應當先保經濟增長速度還是先保環境，也成了社會各方面爭論的焦點。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在如何對待經濟增長速度問題上，態度已經非常明朗，那就是要增強對GDP的容忍度，要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的基礎上，合理確定經濟的增長目標，同時，要做到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

問題是，這樣的轉變，似乎并沒有有效傳遞到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標之中，沒有將這樣的轉變變成現實的行動。從今年以來各地制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以及所采取的措施來看，GDP仍然是地方政府的最根本考量指標。圍繞GDP，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大投入、大項目以及粗放式發展、粗放式經營，包括鋼鐵、水泥、化工在內的嚴重污染和高消耗行業，仍然是地方GDP的主要來源之一。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地方政府到底能不能跳出GDP的“霧霾”，走向綠色和環保。因為如果GDP仍然籠罩在“霧霾”之中，那么人就不可能走出霧霾。反之，要想讓人走出霧霾，GDP就必須跳出“霧霾”。

顯然，人與自然的角斗，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較量，將從現在開始真正展開。自然，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也就成了不可逾越的一道考題、一次考驗。從相關機構對明年經濟增長目標的預測看，比較一致的觀點是7%，而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明年經濟增長目標的預測則是7.5%。

事實上，7%也好，7.5%也罷，都不是最核心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的。如果仍然建立在粗放式發展、粗放式經營基礎之上，仍然腳踩“霧霾”，那么，縱然經濟增長目標再高、數據再漂亮，也是沒有什么價值的，甚至可能變成災難的疊加。反之，如果是建立在真正的“綠色”基礎之上，是超越霧霾的增長，那即便數字再低一些，含金量也很高。

不管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多少，沒有“霧霾”都應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問題，都是必須遵守的一條鐵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明確明年的工作任務時，一定會將此作為最重要的一項要求下達給地方政府。同時，圍繞這項任務，壓縮過剩產能、降低污染排放、減少資源消耗等也會作為具體的工作措施和要求，下達給地方政府。譬如鋼鐵和水泥行業，明年的壓減產能任務將是十分艱巨的。那些前幾年以鋼鐵和水泥行業為“本”的地區，明年的日子恐怕不會太好過。

需要重視和注意的是，由于GDP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淡出人們的視野，如何才能倒逼地方政府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除了下達某些方面的任務之外，還必須出臺相應的配套政策，如信貸政策、財稅政策以及稅制改革、價格改革等，如果相關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手段，能夠有利于地方政府放棄對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的依賴，那么，明年的GDP增長，就有可能向“綠色”逐步轉化。反之，霧霾則仍然可能會成為社會關注的最熱點問題之一，并對以后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更為消極的影響。

總之，霧霾在對正常的生產生活帶來不利影響的同時，也對各級政府提出了十分嚴峻的考驗。在這場考驗面前，到底是政府及其官員的局部利益、個體利益、眼前利益重要，還是全局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重要，應當可以作出準確的抉擇。

譚浩俊（江蘇 職員）

遏制空氣污染，改善生態環境，經濟手段不是不能用，同時還要更多發揮政績考核這個“指揮棒”的作用。

來自遼寧省環保廳的消息稱，遼寧首次給全省8個城市開出了“霧霾罰單”，罰繳總計5420萬元。沈陽、大連、本溪等城市，分別被處以多達數千萬少則20萬不等的罰款。處罰的依據，是該省環保部門對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顆粒物三項指標的監測結果。環保部門承諾，罰繳的資金將全部用于“藍天工程”，治理環境空氣質量。

在全國大范圍霧霾的大背景下，這一舉措被網友稱為“罰款治霾”，并對其合理性和效果提出了疑問。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提了這么多年，但很多地方依然缺乏動力。眼看空氣質量越來越差，霧霾范圍和嚴重程度不斷創紀錄，靠罰款就能治得了霧霾嗎？罰這些錢誰來出？會不會出現“交了保護費更放心排污”的情況？

細究一下，這個處罰決定是根據《遼寧省環境空氣質量考核暫行辦法》做出的。而這個辦法明確把空氣質量作為地方的政績考核標準，并規定了具體的考核指標。應該說，這種考核導向和量化管理，比起以往的唯GDP主義，是一種進步。并且，通過經濟手段調節污染物排放，也不失為一種有益的探索。

不過，網友的擔心，也并非沒有道理。比如，給城市開出的罰單，由誰來“買單”？是地方財政，還是污染企業？如果是花公共財政的錢，從污染中得利的人，會有痛感嗎？對一個污染大戶的城市和企業來說，幾十萬、上百萬的罰款，不過是九牛一毛，真能迫使其痛下決心節能減排嗎？

對環境空氣質量進行評價，體現了政績考核導向的可喜變化，但要把好事做好做實，需要更細化的標準和更有效的抓手。

對于空氣污染嚴重的地方和排污企業，也要具體分析、對癥下藥。確實屬于落后產能和嚴重污染的，該關停的要堅決關停，不能允許其交了錢繼續排污。對惡意排污的企業，不僅要罰，而且要罰它個傾家蕩產，讓他付出“付不起的代價”。這樣才能形成威懾力，真正起到“經濟調節”效果。

對地方政府和領導干部來說，罰款的效果，可能不如改進政績評價標準。提高環境保護等指標在政績考核中的權重，以此來決定官員的提拔任用、德能勤績，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唯GDP”的政績追求，增添淘汰落后產能的動力。

遏制空氣污染，改善生態環境，經濟手段不是不能用，同時還要更多發揮政績考核這個“指揮棒”的作用。通俗地說，把空氣質量和官員的“烏紗帽”掛鉤，要比罰點錢更管用。

本報特約評論員 丁永勛

這些天霧霾籠罩了半個左右的中國，人們談霾色變，迫切渴望政府拿出強有力的治理手段。但就在霧霾治理的關鍵階段，我們竟然還不能確定霧霾的主要成因是什么，源頭在哪，怎么找核心對策，等等。

現在，有一些看似常識性的問題，但不一定能找到普遍接受的答案。比如，霧霾出現是氣候成因居多，還是環境問題居多？霧霾的主要源頭是汽車尾氣、油煙還是煤炭燃燒，或者各占比例多大？霧霾對人體的危害多大，是否可逆？專業領域可能已有答案，但社會層面仍然爭議、分歧多多，探討霧霾對策有著太多的不確定性。盡管霧霾“到處搶占了頭條”，但非常尷尬的是，霧霾治理的前提性工作都不充分，現在連責任歸屬都變得一團模糊，社會充滿全民抗霾的亢奮與混亂氣氛。

治理霧霾，首先要認識霧霾，了解霧霾，進而分配責任。遺憾的是，我們對霧霾的認識過程，首先就并不順利，至少，當初接受與吸納PM2.5的概念就經歷了一段曲折過程。公眾輿論中，有關部門、專家出來分析霧霾成因，隱含的主線就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問題來了。很多治理建議配套出來，稍作歸納一下可發現，大多是些呼吁公眾改變日常生活習慣的陳詞濫調。最近又有媒體評論說，“中國人需要向霧霾一起端起刺刀”，莫鼓吹政府與民間的治霾對立，好像敦促政府加快治理是制造對立，甚至民間與政府是同等的責任主體。當前的霧霾應對中，彌漫著一股濃厚的說教味、道德味，少見理性、專業性精神。

大面積的環境污染，譬如空氣污染，的確是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現象，更并非中國獨有。但立足現代化進程而談論空氣質量，就當以現代化治理的思維出發，而現代化的一個精髓就是理性精神。治理霧霾的手段可能有不同的選擇，但根本的出發點，是要講專業性、科學性。也就是說，我們首先要把霧霾看作一個科學問題，其次看作一個責任問題。霧霾主要源頭在哪，危害在哪，空氣指數的層面可否相應建立一套治理考核機制，等等，都要從科學的角度弄清楚，然后據此配備相應的責任機制。

很多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環境并非破壞了就無法復原，而對環境的復原通常是科學的辦法，并非等待自然界去自我恢復。已經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借鑒，而且，“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是我們國家的莊嚴承諾，沒有道理繼續把霧霾僅僅當做現代生活習慣問題、道德問題對待。希望看到藍天、綠水，這既不是現代人田園牧歌式的鄉愁，也沒到需要全民自我檢討的時候，能不能治理，能治理到哪種程度，主要責任在誰，必須要有明確的答案。

我們國家的確還處于現代化中期階段，污染問題遠沒達到可以徹底避免的時候，而我們當前的發展階段、社會形態也不足以自然而然的維護美好的生態，惟其如此，集政府能量實實在在地進行環境治理，突出政府的首要責任，反而更顯得重要。動輒以全民動員、道德鼓張的方式，試圖去解決一個充滿復雜性的空氣問題，毫無疑問，這很容易成為推卸治理責任的手段，必須警惕和避免。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政府主導，找準霧霾成因，確定責任鏈條，拿出實際行動，追求看得見的實際成效。

□ 本報評論員 肖暢

記者日前獲悉，《遼寧省環境空氣質量考核暫行辦法》公布以來，遼寧省首次給8個城市開出“霧霾罰單”，罰繳總計5420萬元。遼寧省環保廳廳長稱：“我們的原則就是，扣繳的罰款，用于你自己的城市，但要用在大氣治理上。”

因污染開罰單，這非首例。陜西已連續多年祭出“生態罰單”，對河流污染等加以懲戒。但以“霧霾”為名頭的罰單，實屬罕見，也正因如此，遼寧對8個城市“開罰”，引起輿論廣泛關注。

看上去，遼寧此舉不乏意義：將罰款風險跟責任捆綁，或能倒逼各地繃緊弦，增強治污實效。問題是，依照該《辦法》，經濟處罰直接對象是市政府，罰繳資金由省財政部門在年終結算時一并扣繳。這難免讓人生疑：這筆罰款，能化“罰單”為治霾動力嗎？

事實上，陜西開“生態罰單”，奉行的也是“省罰市”模式，但市級政府并非買單者，而是對污染者的執“罰”者。而今，遼寧開罰單，卻要地方政府財政劃撥。

無可否認，空氣質量超標，政府、企業和個人都有責任，但揆諸現實，在具體責任分成中，車輛尾氣、工業排污、施工揚塵等是“大頭”。在溯責時，履責不力的官員，顯然應擔主責；而污染企業，也難辭其咎，依法對其罰款，也是生態補償的題中之義。

可如果是官員、污染企業“感冒”了，讓公共財政“背黑鍋”，那這罰單未免形同虛設。罰多少錢，對某些官員來說無關痛癢，反正是慷公家之慨。罰繳資金將“返還”給各城市用于空氣治污，對地方政府來說，這相當于錢“從左口袋換到右口袋”，懲戒作用能有多少？而從法律角度看，在行政執法中，政府也不具備被罰款的責任主體資格。

說到底，治霾要動真格，更需要建立強效問責機制——比如說，問責適用條件適當放寬，就算污染尚不嚴重，只要是履責缺位就予以追責。也只有將環境考核跟官帽掛鉤，給縱容污染、治污乏力的官員戴上緊箍咒，治污才能免于口號化。

□仲鳴（媒體人）

12月4日，南京發布空氣質量紅色預警，南京市城管局環衛處啟動應急處置預案，通知各區環衛公司購置專業防霾口罩，在第二天發放到所有環衛工人手中。但有市民反映，在路過建鄴區黃山路的時候，看到在戶外辛勞工作的環衛工人們，并沒有戴上專業的防霾口罩。記者進一步了解發現，河西建環環衛建設公司竟只給管理干部采購專業防霾口罩，卻給環衛工人配備普通紗布口罩。（新華報業網，12月9日）

環衛工人們感到不理解：呼吸的是同樣的空氣，為什么坐辦公室的經理、管理干部們就可以領到防霾口罩，而他們一線的工人卻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對此，環衛所先后給出兩種解釋：其一，因為連夜采購，很多藥店當晚都賣斷貨了，購買到了少量這種專業防霾口罩，但因為該區環衛工人有近千名，人太多，沒有發放下去，就留給了辦公室的管理干部；其二，區別對待是個誤會。

究竟是怎么“誤會”的？環衛所未能解釋明白。其實說來說去，大家都很清楚，無非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嘛，在防霾口罩不夠充足的時候，領導干部們理所當然地先擁有防霾口罩了。盡管一線工人更迫切需要使用防霾口罩，但在管理層看來，自己的健康更重要。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特權思維，這種思維下，曾經的領導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追求已被拋到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則是已經成為潛意識的等級觀念。于是，一旦面臨著評優樹先、發放福利待遇等帶有稀缺資源性質的事情時，某些領導干部總是不由自主地沖到了前面。領導們在辦公室里不至于需要戴防霾口罩，但他們在意的未必是一個口罩，而是自己的特權。

霧霾可怕，它傷害的是環境生態，是人的健康。特權思維更可怕，它傷害的是社會政治生態、是民心，而且這種傷害是持續的、長期的、潛移默化的。

再悲的喪事，都能唱出動人的贊歌。這是昨天可能最受關注的一篇言論，帶給人們的真切感受，標題是《霧霾帶來的五大意外收獲》。這“五大收獲”包括：讓人更團結、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長知識。另一則奇文則從軍事角度論證霧霾的好處，稱霧霾可讓導彈失去目標。

奇文與多難興邦式鼓舞人心的區別在于，把遮羞的含蓄面紗揭得一絲不掛，大有十三億人終于同服霧共命運、縱做鬼也幸福的豪邁之氣。

能在霧霾中找到凝聚人心的“正能量”，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但對于有些人來說，其展示存在感的意義，就是把喪事說成喜事，從不幸中斬獲快感。它比那個挨揍后用一句“兒子居然打起老子來了”自我安慰的阿Q，更叫人心酸得差點流淚。

霧霾是中國之痛，也是世界之痛。我們這一代人，用后代賴以生存的大自然生態代價，換取著高速發展的GDP，恰恰走的正是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每個人都會在這場霧霾中，感受到一種責任，一份教訓。

霧霾頂在倫敦的天空，英國人用了大半個世紀的時間去治理。今天頂在中國人的頭頂，老百姓品到了傷，而有的人卻看到了“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的妙不可言。

聽這樣的頌歌，你笑不起來哭不起來，只有一身雞皮疙瘩。它像人們頭頂上一塊永遠揮之不去的另一種霧霾，所不同的是，天空的霧霾嗆在肺上，這一種嗆在心上。

即便按照物極必反的原理，霧霾向良性方面發展的可能性十分有限。為什么有些歌者，能夠譜寫出一曲曲驚天地泣鬼神的“浪漫主義”贊歌？我看還是歌者內心中充滿著超人的“自信”。他們將自己的智商強加于民眾，在習慣性的某種諂媚與察言觀色的揣度中，將某種服務的功夫展示得淋漓盡致。按照這種樂觀主義精神，倒是讓人覺得，這霧霾，還應該來得更猛烈些；這災難，還應該來得更殘酷些。要不然，他們在百姓安居樂業的生活中，品不出自己想要的幸福。

霧霾讓人看不到藍天，卻意外看到另一種嘴臉。

□劉雪松（媒體人)

根治霧霾污染還需要時間,而提高城市在霧霾污染下的應急管理水平,則是刻不容緩

高速公路臨時關閉、機場延飛甚至取消航班、學校停止戶外早操、揚塵工地緊急停工……嚴重霧霾籠罩之下,人們生產生活受到很大影響,城市的運行管理也面臨嚴峻挑戰。

日益嚴重的霧霾天,使得全國20多個省份的100多個城市空氣質量達到重污染情況,京津冀、長三角重污染區已連成一片。如此嚴重的霧霾危機,對許多城市來說都是首次遭遇。中央氣象臺橙色霾預警,很多地方氣象部門也首次發布了橙色甚至紅色預警。

這么高級別的預警,對很多地方尚屬首次,相關的應急機制更是存在不少薄弱甚至空白點。比如,面對嚴重霧霾天,有的學校自己查詢相關信息決定停止戶外活動,有的學校則仍讓老師帶著學生在操場上做操玩耍；有的城市向所有公眾提示戶外活動的風險,或者臨時停駛部分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公務用車,有的城市則顯得“動作遲緩”甚至沒有反應……

學校老師說,霧霾天要不要停止戶外活動甚至停課,不知道該參照什么標準,“很糾結”。南方一些城市市民覺得,針對霧霾災害什么樣的信息都有,但缺乏權威的解釋和引導,有關部門能否像預報天氣一樣對霧霾多一些預報或實時數據,而不是事后的通報?一些人還注意到,同樣是霧霾監測和預警,氣象部門和環保部門的通報信息內容又有區別,客觀上也容易形成新的疑惑。

常態化的霧霾污染,很大程度上是“人禍”,但根治還需要時間,而提高城市在霧霾污染下的應急管理水平,則是刻不容緩。

部門“壁壘”需要進一步打破。比如,霧霾污染分別達到什么樣的程度,學校需要減少學生戶外活動、停止戶外活動乃至停課,揚塵工地需要如何控制乃至停止施工,環衛工人、交警等部分戶外特殊崗位需要采取何種防護措施,等等這些問題,除教育、氣象、環保、建設、交通等部門自身積極作為外,更需要各部門及時溝通、協調一致。

而這些應急機制,不能停留在建立臨時性的協調小組或聯席會議上,而是需要建章立制、依法依規,并配套嚴格的考核、督辦和問責措施。

信息發布需要及時暢通。霧霾“突襲”,而相關的文件“仍在路上”——這樣的情況需要避免。隨著霧霾天氣的常態化,政府內部和對外的信息傳播都需要創新手段、提高時效,政府的短信平臺、官網、微博、微信等信息渠道需要徹底激活甚至發揮“主渠道”作用。

全社會的“自我管理”需要增強。應對霧霾污染,與其一味抱怨,不如實實在在做一點事。比如企業自身降低能耗和排放,商務和個人出行更多轉向公共交通,社會組織參與進行相應的科普、動員和培訓等。

新京報訊昨日中央氣象臺將霧、霾雙預警降為黃色，這已是發布雙預警的第七天。昨日因北風出現，華北地區霧霾開始逐漸消散。至此，伴隨著12月來臨出現的這場霧霾，已波及25省份，100多個大中型城市。（12月9日，網易新聞）

今年以來，我國多地遭受霧霾天氣，且均創下“歷史記錄”，全國平均霧霾天數為52年來之最。霧霾天氣致使多地高速封路、機場“停擺”，甚至出現商場斷貨，一“罩”難求的局面。霧霾天氣不僅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影響，更是危害了人們的身心健康。

其實，霧霾的形成并不只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并非單方面的氣候原因，而是氣候條件不利于污染物的擴散，導致了大量污染物源源不斷地累積。現代社會的發展，大多都是能源消耗型，雖然，很多企業都打著“低碳”、“綠色”等的口號，但汽車仍然在路上開著，暖氣仍然要為市民供給。在城市GDP增長的同時，有誰注意到城市API的不斷攀升？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什么時候才能改變？霧霾天氣給人民帶來的傷痛，到底該由誰來平復，是政府，亦或是社會？

霧霾來襲，政府應承擔責任是毋庸置疑的，各地均制定了相關的應急措施和應急預案。但是，政府在治理霧霾的過程中，明顯滯后，缺乏經驗，沒有準備。畢竟，“停工”、“停課”的方式并不能從根本上緩解霧霾。怎樣才能釜底抽薪，徹底治愈霧霾呢？或許還是只能從優化產業結構、控制私家車、公交優先等“老話題”內尋求突破。

治理霧霾也并非只是政府的責任，將其一股腦的推給政府部門，既非現實，也不理性。城市里面的私家車、農村中小到生火做飯等都為霧霾做出了貢獻。所以，霧霾來襲，我們每一位社會成員都是責任人，不能置身事外。治理空氣污染，需要我們每一位社會成員在平時的生活中貢獻一點“微能量”，盡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盡量使用清潔能源等等。

只要每一位國人貢獻一點“微能量”，匯集起來就是一股巨大的正能量。我們不能重蹈倫敦當年毒霧的覆轍，有前車之鑒的警醒，也有霧霾現實的教育，不要再抱怨空氣污染，從自己做起，承擔自己的責任，不要等他人來平復你的傷痛，最終是要靠自己治愈。

12月4日，南京發布空氣質量紅色預警，南京市城管局環衛處啟動應急處置預案，通知各區環衛公司購置專業防霾口罩，在第二天發放到所有環衛工人手中。但有市民反映，在路過建鄴區黃山路的時候，看到在戶外辛勞工作的環衛工人們，并沒有戴上專業的防霾口罩。記者進一步了解發現，河西建環環衛建設公司竟只給管理干部采購專業防霾口罩，卻給環衛工人配備普通紗布口罩。（12月9日，中國網）

管理干部戴防霾口罩，環衛工人戴普通紗布口罩，這確實讓人費解。難道該環衛公司還以口罩定身份？本來好好的干群關系，卻因口罩的折騰，其正能量被抵消不少。縱觀該事件，其實反映出該部門管理者奇葩的特權觀和等級觀。干部和職工之間的距離因一只口罩被無形拉開了。

為何購買兩種不同的口罩？按照該單位領導的說法，“因為是連夜采購，很多藥店當晚都賣斷貨了，實在買不到，只好用這種12層的棉紗口罩代替。”但是，從記者的市場調查結果來看，真實情況并不像該領導解釋的那樣，不是買不到，只是不好買而已。從另一角度來說，既然是為了環衛職工預防霧霾需要，那么該單位之前就沒有制定應急預案？在平時又是如何重視環衛工人身體健康的呢？

正如環衛工人們所說，干部和職工呼吸的是同樣的空氣，為什么坐辦公室的經理、管理干部就可以領到防霾口罩，而他們一線環衛工人卻沒有同等待遇？按理說，在室外工作的同志受霧霾的影響會更大一些，真正應該使用防霾口罩的是一線環衛工人，辦公室的管理干部戴著防霾口罩又算啥呢？難道是為了炫耀特權，表明自己高人一等？

此事件被媒體曝光后，該單位能及時反省和整改，讓人感到欣慰。畢竟，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可是，如此一折騰，購買口罩的經費預算又豈不是大量增加，這樣的浪費又該算到誰的頭上？造成的損失又該誰來買單？

一個口罩不僅反映出管理者思想的毒留，而且還表現出了他們根植于骨子里的尊卑觀念，這或許就是當今社會大家都爭著考公務員，搶著當官的原因之一。此風不除，官民平等豈不是一句空話！故筆者認為，只有官民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才能掃清改革發展的障礙。

應從建設區域經濟一體化著眼,真正發揮京津的龍頭帶動作用

前幾天,霧霾席卷大半個中國,京津冀也在重污染之列。其實,京津冀地區近年來持續惡化的環境污染,已廣為社會各界詬病。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已制定相關措施,籌劃綜合治理。但沉疴久矣,根本性的治理非朝夕所能見效。走出北京城區幾十公里,就可看到河北區域內的許多鄉村破敗不堪,有些村落甚至貧困凋零。我認為解決京津冀的環境污染問題,必須與環京津貧困帶的命題同時破解。

環京津貧困帶的新聞,已多次見諸報端。幾年前有資料說,環繞京津尚有3798個貧困村,272萬貧困人口。這實在不是個小數字,它和這兩座城市的現代繁榮反差確實很大。

社科院公布的《中國區域發展藍皮書》稱,按照國家發展規劃,要建設“新興城市群”,即指在一定距離內可以頻繁往返進行商務活動、由一個或若干特大城市為龍頭,眾多中小城市協調分布,由農田、林地等特色空間相隔離,通過便捷交通走廊相連接的一種城市空間形態,這是支撐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京津冀地區,應該符合這一規劃。

北京作為超級大都市,發揮著新興城市群的核心作用,但北京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效應卻很小,甚至還形成了“空吸”現象,即資源、人才逐漸向北京過度集中。同時,環京津地區被動為京津服務,造成京津周邊地區發展遲緩。比如,近年來環京津的河北廊坊、唐山、張家口、保定等地區,百萬千瓦以上的大型火電廠已逾20座,大部分為京津供電所建,但電力供應趨緊時,河北還要為保北京而自我限電；在水利上,河北為保證北京用水安全在上游擋風沙,防污染,省內最大的河流還引入津城；在產品結構上,不斷接收京津下游工業產品,特別是奧運會后,不少污染項目都遷往河北。

同是區域核心城市的上海,卻發揮著“長三角”地區的龍頭作用,以快速發展拉動相鄰的江浙地區經濟發展。上海許多優勢產業都在周邊區域建廠,據統計,“長三角”地區生產總值是京津冀兩市一省的一倍以上,“長三角”地區接待游客數量是京津冀地區的1.8倍,旅游收入是京津冀地區的3倍。專家認為,這主要是京津,特別是北京的拉動效應未能充分發揮。當然,這里也有環京津地區主動和京津接軌,自覺接受輻射和帶動的問題。

京津兩大城市繁花似錦,反襯著河北貧困鄉村的土房,這多么不協調。國慶期間,我到距京津分別只有一個半小時里程的唐山市駐足3日,發現這座河北省經濟體量最大的城市,為京津兩個城市的發展貢獻愈多,與京津經濟發展反差愈大,而京津為唐山的反哺愈小。　　　

如果京津作為中心城市的龍頭作用發揮出來,將是“長三角”所不能比擬的。河北是三千萬京津人口的后花園和蔬菜地,很多河北人在北京看大門、擺地攤,卻常被城管所欺,因為他們的家鄉還遠未富庶。

新中國建立60多年以來,京津冀的特定經濟區域,被片面地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意義,經濟發展考量得不夠,這或許是形成環京津貧困帶的歷史成因。其實,經濟發展了才能更好地服務,這一點有必要“糾偏”。

“空吸現象”必然形成周邊的貧困,京津應為治理這些貧困而做些什么,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在治理京津冀環境污染的呼聲中,從經濟結構轉型著手,建設區域經濟一體化,從環保的微觀放眼經濟發展的宏觀,是決策的一個著眼點和機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