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口氣，點一盞燈。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但是有時候，這樣的堅持與信心，并不容易。

每年全國“兩會”上，教育公平都是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焦點。今年也不例外，全國政協委員、河南大學校長婁源功的提案關注的就是均衡高等教育資源?！逗幽先請蟆返膱蟮肋@樣提示道：諸位君不知道的是，這已經是他第8次在全國“兩會”上關注河南高等教育問題了。在去年，他被媒體評為“最執著的政協委員”，在2013年的全國“兩會”上，婁源功用河南話疾呼：“不興這啊！”面對人口大省河南所遭遇的教育資源不公，婁源功今年依然要為河南娃喊不平、謀福利。

婁源功首先不平于河南沒有一個985高校，“一億人口的大省，只有一所211。你說，這對河南公平嗎？”這倒是他一貫的聲音。在2012年“兩會”上，他亦曾就河南大學進入211高校名單而奔告。但教育部部長袁貴仁3年前曾表示，“兩個工程”不會再新增學校，而會對非工程高校給予支持。因此在這一問題上，婁源功似乎可以不必那么糾結。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婁委員關于“河南所遭遇教育資源不公”的疾呼。“河南娃上大學難是公認的”，作為一個事實，河南考生上大學很難，河南考生多，競爭激烈。原因何在？不光是河南考生多高校少，還在于知名高校投到河南的招生計劃少。正是在這一點上，婁委員切入到了中國高校教育一個令人抑郁的問題上了。

豈以河南為獨？民意疾呼豈止婁源功一人？如果說袁貴仁“兩個工程”的說法，可以視為對于婁委員關于211學校問題的某種“回響”，那么試問到底有誰來回應這樣一些問題：為什么在同一個國家，河南的孩子考上北大的機會要比北京的孩子難24倍？一些高校對于外省學生的隨意限制，錄取比例的制定，深藏功與名的相關部門為何一直未進行過任何說明？當然更重要的還在于，在城鄉二元結構已經日益打破，計劃經濟模式已經被遠遠拋棄的今天，高校招生計劃領域為何緊抱住它們不放？

教育不公乃最大不公，而這些問題卻是教育不公之中最大的不公。我不太知道，對此關注，是否婁源功委員關注均衡資源的題中之義，但是不能達成此種公平正義，則婁委員“為河南娃謀福利”的愿望怕也只是一句空話。那么誰為婁委員以“回響”，誰又為高校招生改革以臂呼？我們看到的只是，8年提案，一個叫婁源功的政協委員依舊在那里“自說自話”。

一個委員對于教育公平問題的“8年提案”歷程，本身是一種對于中國高校教育現實的時代背書。我們或慶幸于有這樣念念不忘的委員，卻不得不深昧回響之渺茫。這也更讓我們意識到，也許正是因為我們曾經一再黯然于一個明知不公卻總是推而不動的現實，所以我們才更需要一些像婁源功那樣堅韌而執著的代表委員。或許時間能最終證明，婁委員“8年提案”的故事，不是一個西西里弗推石頭的傳說。那么至少，我們仍可以擁有對于公平與正義的信念。

【反家暴，需要首先普及反家暴法律知識，為個體自救奠定基礎；更需要家暴受害者能拿起法律武器，擺脫傳統世俗觀念，依法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家庭暴力已成全社會關切的焦點。4日，公檢法司四部門聯合發布《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最高法還公布了5起涉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同時，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首場新聞發布會上，大會發言人傅瑩透露，我國首部反家暴法有望今年8月份提交審議。兩則信息，預示著國家法律對家庭暴力強制干預，替遭受家庭暴力虐待的受害人撐腰。

從司法解釋的內容看，有關反家暴的最大亮點，體現在對同一個罪名——故意殺人罪的不同處理上：一方面，因長期遭受家暴后殺害施暴人可定為故意殺人“情節較輕”，延續了以往司法實踐中的從輕發落；另一方面，實施家庭暴力主觀惡性大、手段殘忍的可按故意殺人罪定罪，最高可判死刑。這一輕一重之間，凸顯出司法懲治犯罪、保障人權的理念。

反家暴確實離不開司法“亮劍”。隨著社會發展進步和正式法律規則的介入，暗藏在家庭內部的暴力陰暗面也日漸曝光。據統計，我國大約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家庭暴力，涉及家庭暴力的故意殺人案件，占到全部故意殺人案件的近10%。兩組數據既顯示出家暴現象的普遍性，也說明家暴犯罪的嚴重程度，因而需要刑事司法以“最后的手段”強力矯治。

但司法畢竟是一種事后救濟，其對施暴者的警戒作用仍然受到傳統家庭文化的制約。作為家庭生活中的弱者，婦女和兒童對抗家暴更依賴立法的全面保護。我國《婚姻法》和《婦女權益保護法》都明確規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多為宣示性條款，可操作性和周延性不強。國外雖強調公民家庭生活的私人自由，但對家暴的立法治理顯得比較完備。目前，世界上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反家暴專門法律。美國從1980年起，警察對家庭暴力基本上改變了以往“法不入家門”的放任策略，其《反家庭暴力法》明確規定了政府的法律責任。在這種背景下，我國立法機關加快反家暴立法步伐，無疑值得期待。

問題是，在立法與司法的雙重干預下，家暴能否得到徹底矯治？對帶有私密性的家庭關系的干預，法律治理往往很難立竿見影。受傳統封建文化的影響，家庭關系中依然殘存著男權中心主義。調查顯示，家暴實施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為年紀很輕、文化程度很高、社會地位很高的男人；而一些同樣文化程度很高的女人，在遭遇家暴后也往往選擇沉默。再有，對于傳統家庭而言，尤其是農村的婦女，某種程度上依然視家暴為宿命，甚至不知道家暴是一種違法行為，在無知中選擇逆來順受?？梢姡淖冞@樣的環境，需要首先普及反家暴法律知識，將立法賦予的權利、司法嚴懲家暴犯罪的制度安排廣泛傳遞，為個體自救奠定基礎；更需要家暴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擺脫傳統世俗觀念，依法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更理性的做法，是認識并力求彌合雙方的潛在分歧，在最大限度上達成“共識”。如果我們能釜底抽薪解決了文化策略，也許文字的局部分歧就可迎刃而解?！?/p>

在昨天的政協會議分組討論中，導演馮小剛建議恢復部分有文化含義的繁體字，讓少量繁體字回歸中小學課本，引發網友激辯。有意思的是，春節前夕，有社科院專家發表了與之截然相反的觀點，認為漢字還有簡化空間，當時同樣引發熱議。

雙方觀點，不妨簡單地概括為漢字保守派與進化派(沒有褒貶之意)?！氨Ｊ嘏伞敝饕^點有三：一是漢字本身就是文化傳統，需要保護，即“漢字是中國文化里最重要的一個部分”；二是不保護就面臨著“失傳”的危險；還有一個隱含的觀點，即“親”“愛”等字的繁體結構里，本身蘊含著中國的傳統倫理。而“進化派”的觀點則更傾向于：文字是傳播文化的工具。作為工具，文字的簡化是整體趨勢，有利于傳播更廣泛的文化，繁體難學難認，甚至“影響中華文化的傳播與發展”。

應該說，兩種觀點都有其道理。只不過對于漢字，前者立足于本體論，而后者傾向于工具論。爭論本身驗證了現代哲學的一個前提：真理之間可能并不兼容。文化的問題，并不像“環境保護”命題那樣非黑即白，而是存在基于不同前提的“對與對的沖突”。

認可這一點，我們就容易理解，單純對某方觀點認同或拒斥，都只是眾聲喧嘩中的一種。更理性的做法，是認識并力求彌合雙方的潛在分歧，在最大限度上達成“共識”。這樣，我們可能會認同，漢字既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傳承文化的工具。那么，既要守護，也需發展，關鍵在于“均衡”。事實上，雙方的分歧并不如公眾想象的那么大。比如，馮小剛強調“少量繁體字”；而簡化論者也強調要科學、優化、美化。

細究之下，“兩派”也有共識，那就是“中華文化”，保護和傳承中華文化其實是雙方的共同立場。而立足于“文化”，繁體字是否會失傳，與傳統書法、國畫是否會失傳等，其實是同一性質的問題。從目前情況看，尚可不需過于焦慮；更值得焦慮的，倒是傳統文化的繼承保護和基于傳統的道德重建問題，但這尚不是通過恢復繁體字能夠解決的。

因此，存異求同的結果，就是齊心協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兩會的大舞臺需要有大視野。從這個角度，我更關注同一天馮驥才的發言：“我佩服日本、韓國，他們真拿自己傳統文化當命啊！反觀自身，我們的文化策略如何？”如果我們能釜底抽薪解決了文化策略，也許文字的局部分歧就可迎刃而解。

今年春節以前，我隨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去廣東、廣西農村調研，重點考察農村教師的待遇。我們開了座談會，聽了當地人的介紹，也去湛江一個島上的學校和玉林某個村里的學?？疾臁?/p>

這次調查，看了一圈下來，問題的確很大。一個突出的問題是，隨著城鎮化的發展，人口外流，留在農村的孩子減少，所以學校的規模驟降。我們去看一個村小，只有六十來個人，這情況還是不錯的，他們分了三個年級，兩個教師教，從教師配置來講，好像也不算少。問題是，他們什么課都教，但不懂英文，這門課開不了——正常的課開不起來，教學質量很糟糕。

關鍵問題還有一個，待遇太低，吸引不了人才，沒有人來。按照當地政策，從鎮上到村里教書的教師每個月都有補貼，但是我一問，老師們并不知道，沒有拿到這些補貼，也就是說政策并沒有最終落實。

這些情況，比我預期的還差。農村老師的待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認為，不是一般地認為給農村老師多少津貼，而是要成倍地提高他們的待遇，要讓農村教師成為一個讓人羨慕的職業，大學畢業生真的搶著去，那就好了。國家應該下決心，大幅度提高他們的待遇。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淘汰那些不合格的老師，切實提高農村教育質量。

當然，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待遇、師資、政策等都在發生作用。幾年以前，我就提過提案，認為國家應公布、確立義務教育的標準，全國各地要限期達到；這個標準很細，包括教師的待遇，多少個學生配一個老師，學校活動場地必須多大，多少人必須配備餐廳等。我們要看到這個問題的緊迫性，要集全國之力把教育辦好。

去年，我在政協聯組討論時就談過，我們的義務教育完全能夠辦到世界一流，為什么不去做呢？如果說大學要辦到世界一流，也許還是有一段距離，但是按照我們國家現有的能力，把義務教育辦成世界一流，可以做得到。

□葛劍雄（全國政協常委）

　　新京報插畫/許英劍

3月4日上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從基本原則、案件受理、定罪處罰、其他措施4個方面，對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提出了指導意見，系我國第一個全面反家庭暴力刑事司法指導性文件。

與此同時，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首場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傅瑩透露，我國首部反家暴法差不多今年8月份提交審議。

認定正當防衛有助糾正“寬嚴失度”

該指導意見通過明確有案必立、一經發現犯罪線索即應依法辦理，對于打擊家暴行為無疑很有針對性，用法治為家庭成員中的“弱勢群體”撐起了腰。

中國素有“家丑不外揚”的傳統，家暴犯罪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行為隱蔽，被稱為“靜悄悄的犯罪”、“門后面的犯罪”，很難被發現，發現之后也往往面臨取證難等問題。對此，該指導意見通過明確有案必立、一經發現犯罪線索即應依法辦理，對于打擊家暴行為無疑很有針對性。

在家暴犯罪的刑事處罰上，一直以來存在著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寬嚴失度”，也即，對于施暴的一方，由于刑法對虐待罪規定的法定刑較輕，故而判處的實際刑罰也較輕。而對于受暴的一方，當其因不堪忍受或基于義憤而殺害施暴者之時，由于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很重，從而導致受暴者受刑較重，形成家暴犯罪上的“輕重倒掛”現象。

值得肯定的是，本次意見對于家庭暴力犯罪中的正當防衛的認定作了明確的規定，指出對正在進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為，只要符合刑法規定的條件，就應當依法認定為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同時明確，在激憤、恐懼狀態下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為了擺脫家庭暴力而故意殺害、傷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為具有防衛因素，可酌情從寬處罰。這對打擊家暴行為，糾正“寬嚴失度”現象極具意義。

此外，指導意見對于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區分，對于虐待罪中“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細化等規定，也增強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對于統一法律適用將起到很大作用。

反家庭暴力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方協力，但是，用法治為家庭成員中的“弱勢群體”撐腰，無疑將是預防和打擊家暴犯罪方面最為堅實的力量。 □劉高（法律工作者）

同居暴力納入家庭暴力令人欣慰

此時最高法等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提出不同界定，讓《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有待完善之處，再次進入公共話題，將有更多差異甚至博弈公開化。

“意見”時機很有意義，這將令去年11月《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引發的討論，在這次“兩會”期間再次展開。

該意見25條，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積極信息，有如下三個：第一，將同居暴力納入家庭暴力犯罪；第二，提出區分虐待罪與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第三，提出以暴制暴酌情從輕處理。

這三條都牽涉到受家庭暴力影響人群的重大利益，可能將在一定程度上矯正目前的司法與執法。這其中關鍵還是怎么理解家庭暴力：是因為它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就特別寬縱甚至無視呢，還是實行人權標準，在尊重受害者意愿的前提下，將對家庭暴力與對陌生人犯罪逐漸同等地、積極有效地處理。當然，該意見還不是國家法律，它是在法律修正之前務實地減輕傷害，并且為更進一步的討論及改革打開空間。

至于將同居暴力納入家庭暴力，這一點與《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之間的差異，已經被公開承認。這種現象并不常見，現實地說，這種狀況令人欣慰，因為《反家庭暴力法》放過同居暴力不符合公眾心愿，而且落后于國際趨勢。此時最高法等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提出不同界定，其實提供了一種“倒逼”的機會，讓《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有待完善之處，再次進入公共話題，將有更多差異甚至博弈公開化，這意味著倡導者獲得了新的機會。

總體來說，該意見表明，家庭暴力值得被列為重要的國家級議程，值得擺上“兩會”時段的會議桌。先承認問題存在，繼而承認問題很重要，這是尋求解決的前提。 □呂頻（女聲網主編）

【對《公益法人法》的研究制定工作，應爭取在近一兩年正式出臺。如果近期內難以啟動立法，建議先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對公益法人進行規范。】

近年來，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支持公益性社會組織發展，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效果。但與社會需求相比，公益性社會組織發展仍然滯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公益法人制度缺位，公益性社會組織發展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為此，建議盡快啟動公益法人立法的相關研究和制定工作。

發展公益性社會組織需要法律保障，這是各方共識。有學者建議制定《社會組織法》，這很重要，但公益法人范圍更廣、領域更寬，更具有上位法的特點。為此，建議《公益法人法》這個上位法先制定。在制定《公益法人法》時，對現行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三個條例做出相應調整。

對《公益法人法》的研究制定工作，應爭取在近一兩年正式出臺。如果近期內難以啟動立法，建議先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對公益法人進行規范。待時機條件成熟時再上升到法律層面，以此形成政府改革與社會轉型互動的新格局。

當然，我們還可借鑒國外的立法模式，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可以在民法典中明確將法人分為營利法人和非營利法人，同時在非營利法人之下劃分互助法人和公益法人。同時，建立公益法人財產權保護制度。明確界定其從事活動的范圍，盡可能限定其營利行為，依法保護公益法人財產權。只要公益法人從事的營利活動是作為實現其公共利益目的的一種手段，就不影響其作為公益法人所具有的性質。

當前，正在進行的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對哪些劃分為公益類很清楚，哪些轉為企業也比較明確。但是，如何推進事業單位向公益性社會組織轉型，無論在改革的整體部署上，還是具體的改革實踐中，還尚未破題?？傮w來看，部分事業單位轉型為公益性社會組織是可行的，而且將帶來多方面的改革紅利。通過明確公益性社會組織的獨立法人地位，強化法律保障，可以開辟事業單位轉型為公益法人的一條新途徑。

對此，把公益性作為政府支持公益性法人的根本標準，打破以往以所有制或以誰出資為標準、以養人為主的財政支持模式。參照國際慣例，對公益性社會組織的捐贈免稅，對其從事的公益性活動免稅。政府依據公益法人所提供的公益性服務，確定每年給予一定比例的財政支持。

從各國經驗看，各國政府在加快公益法人支持力度的同時，均建立了相應的監督機制。建議在制定《公益法人法》中把公益性社會組織的法治監管作為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盡快實現從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變。

□遲福林（全國政協委員）

昨天，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再早一天，在政協會議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在反腐斗爭中，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絕不封頂設限，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边@些強烈的信號表明，反腐是政協會議的強音。明天開幕的人大會議，也將不會例外。

反腐成為兩會的強音，是對民心民意的回應；表明反腐已經成為廣泛的社會共識。雖然極少數人散布“反腐反散了人心”、“反腐過頭了”等論調，但也不敢亮明姓名和身份，不敢站在陽光下。

反腐成為兩會的強音，是社會現實的必然反應。腐敗已在很大程度上綁架了體制，綁架了行政運作，腐蝕了人心，導致大面積的道德滑坡，毒化了社會風氣，造成了社會不公，正義缺失；腐敗是全黨、全國、全民之敵。反腐，是黨和國家的命運所系，是全體國民命運所系；不反腐，國家沒有出路，民眾沒有尊嚴，黨沒有威信。

2月25日起，《人民日報》連續刊發《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系列評論，這一個系列評論被解讀為“重磅評論”；隨著這組評論的推出，此前陸續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目標，已經清晰展現為重大戰略布局；其重大意義是，“四個全面”的實現，就是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實現。要推進、落實“四個全面”，必須打贏反腐這一仗。腐敗是推進、落實“四個全面”道路上最大的攔路虎，因此，反腐是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一場前哨戰，只能打贏，不能打輸。

站在“四個全面”的制高點來看“反腐反散了人心”、“反腐過頭論”，就能看出這種論調不可輕視?！胺锤瓷⒘巳诵摹?，聽起來是在替黨著想，貪腐之余還在為黨分憂似的。但是，這可能嗎？有的被查處的高級領導干部在懺悔中甚至說，自己基本上沒有黨的觀念，從來沒感覺到還有黨的組織存在（3月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這才是真話。至于“反腐不要反過頭”，就是反腐不要反到自己頭上，是不愿意失去特權地位，不愿意失去特權地位帶來的各種享受，包括以權凌弱的快感。他們不惜用大多數人利益的犧牲來換取自己的享樂。

反腐是一場嚴峻的戰斗，但是，昨天有媒體在談到“打虎”時說：“好戲在后頭。”作為媒體，這種措詞是非常不妥的。看戲的心態，會削弱反腐的力量。如果能夠依靠群眾反腐，讓群眾在反腐中發揮作用，看戲的心態就會消解。群眾在反腐中發揮作用，要有一定的體制、機制保障，要在法律的軌道上進行。反腐，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打一只只的老虎蒼蠅，二是要探索有關反腐制度創新，擴大民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建立嚴密、有效的防腐、反腐的法律之網、制度之網，這樣，戰役性的反腐，就會過渡到制度性的防腐、反腐。

2015年，迎來了又一個中國發展關鍵期。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問題導向和科學思維，以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全局視野和戰略眼光，堅定中國自信、立足中國實際、總結中國經驗、針對中國難題，詳細論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及其內在關系。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一經提出，迅速在社會各界引發熱議，成為今年兩會代表委員聚焦的熱點。代表委員們紛紛表示，“四個全面”，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每一個“全面”都有其重大戰略意義，“四個全面”之間又有著密切的有機聯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承載著全國人民對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奔哟罄蠀^的發展步伐，做好老區的扶貧開發工作，一定要讓老區的貧困人口脫貧致富，使老區人民和全國人民一起實現全面小康，這是我們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習近平總書記春節前夕在延安主持召開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時的重要講話，宣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堅定決心。全國人大代表、原中央黨校副校長張伯里表示，我國條件好的地區和人口基本已脫貧致富，剩下的8000多萬是最難啃的“硬骨頭”，難啃但必須啃下來。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行的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乃時代所需、形勢所迫。“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改革零打碎敲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馮俊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全面深化改革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鮮明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了改革理論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全面依法治國是長遠的戰略謀劃、現實的緊迫需要，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面依法治國，開闊了法治的格局、豐富了法治的內涵、拓展了法治的外延，讓全面依法治國成為治國理政思想重要組成部分，助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走向新境界，在代表中引起共鳴。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日前表示，只有牢固樹立法治意識和法治思維，更好地運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方法，才能更有效地破解難題、推動工作。

全面從嚴治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證，不僅直接關系黨的命運，而且直接關系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從嚴治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黨是實現中國夢的領導核心，必須始終保持自身的先進性、純潔性，必須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必須改善自身的建設，提高黨的建設的科學化水平。黨自身也必須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深化黨的制度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馮俊委員認為。

代表委員們認為，“四個全面”，如同發展“大棋盤”上的戰略“四著”，著著都能下得好、下到位，就能互為犄角、滿盤皆活。把握好“四個全面”的結合點、平衡點、著力點，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改革與法治等重大關系，是對各級領導干部治理能力、忠誠和智慧的又一次考驗。(記者 裴珍珍 劉存瑞)

十余天的兩會時間剛剛啟幕,公眾期待代表委員們能夠切實擔當,為適應新常態貢獻新智慧拿出新思路,為民眾福祉提出新提案新議案,為復興圓夢謀劃新篇章孕育新希望

在“改革”熱度不減的背景下,如果為觀察今年的全國兩會再尋找一個字或詞作為抓手,“新”字,或可成為一個選項。

“新”字,在決策層面有著扎扎實實的體現。兩會是審視過去一年工作的良好契機和有效窗口。梳理過去一年來中央治國理政的重大表述、重大戰略和重大舉措,“新”字當仁不讓地奏出了強勁的音符。

2014年12月,在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的基礎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首次針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總結了9大特征,并提出了應對之策:創新投融資方式、培育新的比較優勢、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一時間,“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大邏輯飛入尋常百姓家,“新”字引領了輿論熱點。而突破“中梗阻”、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等新表述,在讓人們感覺耳目一新之外,更指出了問題所在、工作所向。

將視角下沉,為全國兩會“預熱”的地方兩會,一些“出鏡率”最高的話題和熱詞,也具有明顯的新意。比如,在地方發展戰略和中央部署對接上,“不唯GDP”、尋求新目標正成為各地發展的優選項。2015年,“一帶一路”的新戰略將進入實質落地階段,這也成為20多個省份結合當地實際、加速自身發展的重大機遇,與之配套的各項新舉措頻頻出現。在回應民生關切上,為了讓百姓更好地享受基本醫療這一公共服務,使異地就醫群體免于經費墊付和往返奔波,異地醫保寫入了多個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為了實現精準扶貧,構建大扶貧格局,各地紛紛開始“精準扶貧”實踐；立法規范養老資源投入和分配、提升養老服務質量,也成為各地的共同行動——件件都是新實事,項項帶來新動力。

全面深化改革帶來的新紅利,正在普通百姓身邊漸次開花。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普通民眾訴求同政府施政要點的契合度正在提高。山東高青縣居民孫立升一直有一個自己創業當老板的夢。一個多月前,他注冊成立一家漁具有限公司,“我把材料交上后,一個多小時,公司的營業執照等一套手續就全辦好了?！闭块T的高效服務讓他很吃驚。政府高效,正是簡政放權帶來的新紅利。政府轉變思路,圍繞群眾反映最強烈的領域進行“破冰”,千方百計為市場主體提供服務,簡化手續、減免稅費,不僅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制度支撐,也是深改不斷釋放新紅利的源頭之一。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會”不同。兩會現場已經從最直觀的角度傳遞了今年的會風新氣象?！安灰妰x式,不見列隊,沒有獻花,也沒有紅地毯,甚至連標語橫幅也沒見到”“洗漱包、鮮花、水果都沒有啦……”“會場里的桌布都是用舊的,我們本著這么一個原則,能用舊的就用舊的,能不購置新的,就不購置新的”——來自代表委員和服務方的鮮活話語,生動地描繪出了一個簡樸的“素顏”兩會,贏得了無數的點贊。

在新技術的幫助下,代表委員履職和記者采訪也有了更好更新的平臺。這不,3日11時許,全國人大代表黃潤秋帶著一份特別的“航拍議案”到達北京,這份議案關注氣象災害防御,有詳細的文字調研,還有無人機配合野外考察的大量航拍圖片,這是無人機首次“飛”進全國兩會。與此同時,二維碼、微信等手段也逐漸成為聯系大會組織方和記者的有效渠道。據報道,有關人大記者會的具體安排,除了在人大新聞中心網頁之外,還將通過“人大會議新聞中心”微信公眾號周知中外記者。新技術新方式推動“無紙化”,節儉又高效。

“新”字洪音陣陣,“新”字鏗鏘可感。站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新起點,十余天的兩會時間剛剛啟幕,公眾期待代表委員們能夠切實擔當,為適應新常態貢獻新智慧拿出新思路,為民眾福祉提出新提案新議案,為復興圓夢謀劃新篇章孕育新希望……如此,兩會才能給百姓更多“獲得感”。

“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比珖鴥蓵陂g,20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齊聚北京,進箴言、獻良策,為的就是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確定未來一年人民政協工作的方向和重點,促進一些人們關注的實際問題得到解決

3月3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代表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表示要“加強和改進政協民主監督,做到開展監督有計劃、有題目、有載體、有成效”“以專委會為依托,以會議、調研、視察、提案、信息、大會發言、新聞報道等為載體”“圍繞化解地方債務風險……中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貫徹落實等問題,開展具有監督性的履職活動”。這份政協工作報告,尤其對2015年政協工作的部署,實際上為委員們畫明了履好職的路線圖。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應該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做樣子的。”人民政協工作的總體目標雖然宏大,但政協委員們在履職過程中切忌“空對空”。要善于從關系全局的小問題入手,選準一個切入點,真正把它研究透,以點帶面、點面結合,切實找出解決問題的有效對策。委員們履職時多關注與百姓切身利益緊密相連的民生問題,更有可能因為問題抓得準、建議提得實而得到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進而使得協商意見被充分吸納,最終推動實際問題得到解決。

政協工作報告中所舉的例子,比如扶貧資金管理使用、騰格里沙漠污染治理等,都是非常明確而具體的。這提醒廣大政協委員,要通過深入調研摸清百姓的痛點和利益訴求,要“接地氣”地發現真問題,要避免用一些空泛、抽象的套話敷衍了事。在未來一年的工作中,各界別的政協委員們可以參照政協工作報告提出的工作方向和重點,在履職時結合自身實際,深入調查研究,建睿智之言,提務實之策。

政協工作報告中還給委員們提出了“監督有計劃、有題目、有載體、有成效”的要求。委員們要充分發揮政協協商民主形式多樣、智力密集、傳統深厚的優勢,努力提出具有前瞻性、戰略性、針對性的意見建議。同時,在履職過程中不能虎頭蛇尾,要有“釘釘子精神”,日拱一卒直至問題切實得到解決。

在去年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協商就要真協商,真協商就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來決定和調整我們的決策和工作,從制度上保障協商成果落地,使我們的決策和工作更好順乎民意、合乎實際”。只有每個委員都不斷提高履職能力,參照履職“路線圖”,用心去寫每一份提案,以實際行動解決實際問題,才能從總體上提高政治協商水平,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交出漂亮的履職答卷。

“在反腐過程中要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絕不封頂設限,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比珖f十二屆三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呂新華的這句話,讓“鐵帽子王”這個曾經是世襲罔替、意味著“不倒金身”的封建爵位,激起了兩會輿論場的第一波漣漪。

似乎對此不解渴,新聞發布會上,不少未獲得提問機會的記者紛紛詢問“鐵帽子王”指的是誰。追問背后,反映出人民群眾對“打虎”“拍蠅”的極高期待。

人們好奇誰是“鐵帽子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實大可不必刻意追問誰是“鐵帽子王”。

因為,“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重點不是在暗示具體誰是“鐵帽子王”,而更像是一種宣誓,將反腐倡廉推進到底的一種宣誓。嚴肅查處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是這種宣誓的注腳。

“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絕不封頂設限”的回答鏗鏘有力,預示著暫避風頭玩“潛伏”者沒有出路,麻木不仁或鋌而走險挑戰紀律法規更沒有出路,不管是誰,碰了“高壓電”,貌似的“鐵帽子”都會變成“紙帽子”。

北京青年報報道，今年兩會上，九三學社提出“盡快更新人民幣版本有效震懾腐敗官員‘巨額藏現’的提案”。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和檢察部門查處了眾多大小“老虎”，其中就包括一些“巨額藏現”的官員。

從反腐實踐來看，“巨額藏現”的貪官確實不少，貪官被“抄家”時燒壞點鈔機的新聞也不止一條兩條了。有調查顯示，以現金方式保存貪腐所得是多數貪官的選擇，這一做法占了樣本總數的61.3%。

正因為“巨額藏現”貪官較多，因而九三學社的提案——更新人民幣版本震懾腐敗具有一定的針對性。九三學社的提案是善意的，是在“對癥下藥”——更新人民幣版本，一方面有可能逼“巨額藏現”的貪官顯形，因為兌換新版人民幣時會露出尾巴；另一方面，可能會讓部分貪官不敢“巨額藏現”。

但善意背后是不現實的。且不談技術上的成本，即使現在是合適的時機，也能很快完成新幣設計，也很難有效震懾貪官“巨額藏現”，因為每次發行新版人民幣時，新舊版本會在市場共同流通一段時間以完成更替，而這又給貪官提供了兌換新版人民幣的時間，因此，官員家藏的現金不會變成廢紙。

不過，不能因為這一提案不具有可操作性，就徹底否定其價值。筆者以為，這一提案至少提示我們，要重視對“巨額藏現”現象的研究和破解。根據現行的現金管理和大額數據報送制度，貪官們一般情況下很難一次在銀行存入大筆現金，“巨額藏現”就是貪官有限的選擇之一，對此，有關方面應該引起重視，研究標本兼治之策，以制度設計和有效實施壓縮貪官腐敗的空間。

（北京 馮海寧）

全國人大代表吳正憲表示她很關注“足球進校園”工作。據介紹，足球將是一項選擇性的考試科目，“并不是一說足球進校園，所有孩子就都要考試?！卑ㄗ闱颉⒒@球、排球等體育運動，只要有利于孩子的健康發展，都可以嘗試去做。

作為一個看了十多年球、踢了十多年球的資深球迷，對于“足球進校園”活動當然是無比贊成。現在跟小伙伴們討論起這一話題，大家都作惋惜狀，感嘆自己上學時“沒有趕上好時候”。

當然，這只是一個玩笑話，但這股足球熱卻已實實在在地體現在各個方面。幾天前，《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在中央深改小組第十次會議上審議通過，足球這樣一個體育項目的改革方案進入中央決策范疇，這樣的“高規格”無疑十分罕見；剛剛過去的開學日，北京國安足球俱樂部正式進駐北京小學，幫助其建立訓練基地，開展足球課程；在足球氛圍濃厚的廣州，政府也提出了今年要建設34個社區足球場……從頂層設計到地方落實，說中國足球趕上了前所未有的“好年頭”，可能并不過分。

而要搞好中國足球，“足球進校園”的意義重大，無論是世界傳統足球強國德國、荷蘭等，還是新興力量日本，都是在青訓系統潛心耕耘多年方能開花結果。

然而，“足球進校園”同時又是一項極為龐大的工程，僅憑借民間熱心人士的推動可能力有不逮：牽涉教育、體育等多個政府部門，還涉及教練配備、聯賽組織、場地運營等多個方面。由行政力量推一把，更有助于“足球從娃娃抓起”成為現實。

足球是世界第一運動，在中國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要讓中國學生愛上體育，讓家長和老師鼓勵孩子運動，大力發展校園足球無疑是最佳載體。但推動“足球進校園”，不應是具有排他性和強制性。籃球、長跑、游泳等，每個項目都有自己的特點，對孩子的身體、精神成長都有各自獨特的正面效應，應鼓勵孩子按照自己的興趣加以選擇。

因此，大力推進“足球進校園”給教育工作者應有更深層次啟發：既然足球可以成為選考項目，其他項目也應享受同等“待遇”，讓學生全面發展；鼓勵學校開設足球課程，也應該鼓勵群眾基礎同樣雄厚的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等項目走進學校……以風風火火的“足球進校園”撬動“體育進校園”這一更宏偉目標，改變體育課在中國學校里的“尷尬地位”，不失為更具長遠眼光之舉。（張漲）

【不被局部利益綁架，不為眼前利益誘惑，端正“代表觀”，才能不負人民重托，更好參政議政】

又到了全國兩會，各地的代表委員聚首北京，共商國是。在這樣的日子里，有一個人的名字從記憶中不可阻擋地冒出來，他叫毛豐美。

毛豐美連續當了20多年全國人大代表，因直言敢說而為人稱道。他因提出降低農村電價、取消農業稅等建議，被稱為“農民代言人”。不幸的是，去年9月他因病去世。但他直率而不失風趣、平衡而不失銳氣的議政風格，讓人印象深刻。去年3月，記者在全國兩會上碰見了毛豐美，重病在身的他，依然一開口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

那天是3月7日，他在遼寧代表團全體會議上，一口氣提了好幾條建議，包括提高農民養老保險標準、增加村干部工資水平等。參會的中央領導同志問：“你們村不存在這些問題吧？”毛豐美說：“我今天講的都不是咱村的事兒。”中央領導贊許道：“你代表的是廣大農民！”

毛豐美作為遼寧省鳳城市大梨樹村原黨委書記，“講的都不是咱村的事兒”，不是因為忘本，而是深知自己在這個場合有更重要的身份——全國人大代表。毛豐美沒有“逮住”中央領導當面的機會，匯報村里今年集體收入增加幾何，農民蓋了多少間新房，更沒提出差一條路、還要挖口井等所謂“現實需求”，而是反映農民養老保險、農村基層干部收入普遍偏低的大問題——盡管因為集體經濟發展得好，這些問題在大梨樹村表現得并不突出。

這正是毛豐美作為“代表”最令人難忘的地方。他真正明白自己是“代表”誰來的。

連續多年參加兩會報道、聽兩會討論，一個直觀感受是，代表委員參政議政的能力在不斷提高，敢直言、有個性的代表委員也越來越多。討論會上，一字一句照稿念的少了，自由發揮的多了；自說自話的少了，互動交流的多了；帶著個案表達個體訴求的少了，帶著問題思考全局的多了。然而，也有少數人沒能分清參政議政和一般意義上的提建議之間的界限，有的甚至把兩會會場當成本地區本行業的工作匯報會現場，不是曬出成績單，就是交出請示件。

其實，一跳出本職工作就提不出得體的意見，往往是因為準備不夠，缺了底氣。毛豐美剛當上全國人大代表不久，就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了農村電價過高的問題，引起了當時主管農業的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注意。只有平時深入調研、履職盡責，才能抓住時機提出這樣有分量的建議、議案。

當然，代表委員為地區與行業發展鼓與呼，也是履職的一個方面。從自己熟悉的領域、經歷的事情開始，比較容易找到問題所在。一個地區與行業的個案問題，也能反映一定的現實狀況。同時，也期望更多的代表委員，能從一地一業的局限中跳出去，站位更高些，眼界更寬些，思考一點普遍性、全局性問題，提出一些實質性、可行性建議。

畢竟，觀察社會、思考國情，是代表委員更重要、也更被寄予厚望的職責。不被局部利益綁架，不為眼前利益誘惑，端正“代表觀”，才能不負人民重托，更好參政議政。

（作者為本報地方部記者）

“民主協商”效果究竟如何？在全國政協舉行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呂新華舉了一個例子：姚明委員此前在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上所提的意見，已經被吸納進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他還表示，文件中的有關表述，與姚明的意見有直接關系。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十二屆全國政協新的協商形式，也是政協協商民主的一個經常性平臺，去年舉辦了19次協商活動，且全部都是俞正聲主席主持。正是在去年4月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姚明委員提出了“取消賽事審批，激活體育市場”的建議。他認為，體育賽事審批在各個項目中普遍存在，市場主體投資的商業賽事、友誼賽也不例外，而競技審批制度，容易滋生腐敗。

姚明委員的建議引起了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重視，并被吸收進去年10月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中。《意見》明確提出，“全面清理不利于體育產業發展的有關規定，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審批事項，凡是法律法規沒有明令禁入的領域，都要向社會開放”，還要求“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活動審批”。

政協協商民主的要旨，在于真協商。這個“真”，既體現在協商民主平臺的“真建真用”，也體現在政協委員的認真履職。正是通過積極的探索與實踐，在人民政協這個協商民主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中，政協委員緊扣改革發展建言獻策、獻計出力，如實反映情況、坦率提出批評和建設性意見，促進相關工作的改進和加強，已經成為一種可喜的常態。

商以求同、協以成事。無論兩會的代表、委員，還是黨政部門、黨派團體，只要堅持“成事”“求同”的出發點，切實提高協商質量和效率，就能使協商更好地反映民意，使黨和政府的決策更符合群眾愿望，也更為群眾所理解，最終凝聚思想上的最大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