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徐梗榮事件跟帖誹謗案在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被告人是陜西省人防辦離退休管理處干部張佰慶。原告中除4名商洛警方人士外，又增加了陜西省人民防空辦公室（以下簡稱“陜西省人防辦”）副主任杜承章、陜西省考核辦公室原副主任王德民。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的證據中，有幾封寫給有關部門的匿名舉報信，而信中的舉報對象，正是他們自己。（北京青年報11月20日）

現實總是那般神奇，一方面輿論一再呼吁加強對舉報人的保護，另一方面舉報信居然可以忽閃騰挪成為“呈堂”證據。相較此前想當然的濫用警力，起訴則“文明”得多。從法理上看，何鐵虎等人當然有權利訴諸法律，借此證明清白。同等情況下，張佰慶也有權利，通過法律維護一個公民對公仆的監督權。姑且不論舉報信淪為證據是非分明的這一問題，另一個惹人關注的焦點在于：現有法律對公民的監督權到底界定一個多大的監督范圍？這種界定，是否有助于公民監督權利的釋放和發揚，對公權力量能否形成更為嚴格的監督和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