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說的“一味狐疑”的“有人”，便是顧頡剛。此公于1923年5月6日在胡適主編的《讀書雜志》第9期上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其中說到“禹，《說文》云：‘蟲也，……’，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范文瀾的議論便是針對這番話而發的，意思也很明白，無非是說，并不是只要自己沒有親眼看到的東西，便都可以懷疑。魯迅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說“呂不韋的行為，就是使一個人‘也能懷疑父母’的證據”，實際上是說假托古圣賢的呂不韋式的行為便是也能懷疑古圣賢的證據。這意思，與他在《狂人日記》中假托“狂人之口”所說的“從來如此，就對么”一脈相承。

對于魯迅的這篇文章，現在有這樣兩種不同的看法。

一種將事情歸結為“黨同伐異”，不僅是范文瀾對于顧頡剛的“攻擊和發難”是“所謂新舊學派之爭的一種表現”，而且魯迅對于范文瀾的“笑話”，同樣是“所謂新舊學派之爭的一種表現”。持此論者認為，“此時的魯迅與范文瀾，恰好站在‘新舊學派之爭’的敵對立場上的，借用魯迅的說法，兩個人之間應該是‘黨同伐異’的關系”。[2]

另一種則認為，“魯迅先生雖然跟范文瀾先生的觀點基本一致，然而他并沒有因此偏袒范先生文章中的不足之處”，他“善意地指出了范先生講演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并且也和范先生開了一個玩笑”。持此論者的理由便是，“魯迅先生對顧頡剛先生對禹的考據也是很不同意的，直到1935年11月他寫新編歷史小說《理水》的時候，還對用這種考據所得出的荒謬結論進行了譏諷”。[3]

這兩種看法，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偏頗。

不妨先看看范文瀾日后對于他在“五四”前后的一個時期中的心路歷程的回顧。他在1937年寫的《憶魯迅先生》中說：

《新青年》時代過了,接著是《語絲》《現代評論》爭霸時期。我那時候受老師宿儒的影響,想把漢學的訓詁考據和宋學的性命義理融成一片,希望做個溝通漢宋的學者,對那些新思潮,認為沒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當時所謂新人物疏遠起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