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41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又說：

我在大學里，被“當代大師”們“謬獎”，認為頗堪傳授“衣缽”，鼓舞我“好自為之，勉求成立”。我那嚴肅可怕的父親，看我寫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頗改變態度，寬加辭色。我那和藹可親的叔父，更是獎勉有加，教我努力上進。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蹤乾嘉老輩”，成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標。

我決定選擇教書做職業，從民國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講我的“好古”之學?！拔逅摹边\動沒有打動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贊成白話文，甚至荒謬到替魯迅大師惋惜，以為他“離經叛道”，“走錯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專誠去謁見他。[5]

既然認為五四時期的“那些新思潮”并“沒有多大道理”，也就會“疏遠”那時的“所謂新人物”，魯迅自然也在其例。從上面兩段引文看，范文瀾親近五四之前輯錄古籍，抄錄古碑的魯迅，卻疏遠此后寫白話文，寫新小說的魯迅。可見，他在1918年7月14日之后的六七年中再也沒有在《魯迅日記》中出現，不僅是地域的原因。魯迅既能看到范文瀾題為《整理國故》的講演，當然也會感覺得到這一點。從這個角度說，范文瀾之“笑話”顧頡剛與魯迅之“笑話”范文瀾，在“笑話”之中，確實也有新舊思想之交鋒。當然，魯迅對于范文瀾的“笑話”，只是表明“古史”原也可辨可疑，并沒有肯定顧頡剛的“禹不是人名，是蟲名”之說。魯迅確實曾經多次在文章中反詰或非議過顧頡剛的“禹不是人名，是蟲名”之說，但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1924年初，魯迅還沒有對顧頡剛的“禹不是人名，是蟲名”之說提出批評，更沒有與顧頡剛交惡，恰恰相反，直到1926年6月至9月間，顧頡剛還曾寄贈魯迅《古史辨》、《孔教大綱》以及宋濂的《諸子辨》等書籍。而且，魯迅日后對顧頡剛的批評，其著眼點也在于“已將古史‘辨’成沒有”[6]，而不在于“古史”是否可疑可辨。所以，以“魯迅先生對顧頡剛先生對禹的考據也是很不同意的，直到1935年11月他寫新編歷史小說《理水》的時候，還對用這種考據所得出的荒謬結論進行了譏諷”為由，認定魯迅與范文瀾的觀點“基本一致”，模糊與忽略了此中的時間界限，從表面看似是有理，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