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在解放過程中或發(fā)展實踐中和男性相比確實面臨著許多不同的問題，在婦女群體內部，由于階層、地域、學歷、職業(yè)、年齡等方面的差異，也使得問題的呈現(xiàn)各具特色。正是由于各種各樣“婦女問題”的存在，在學術界才有了不同于男性的婦女研究，在實踐領域才有了世界性的婦女解放運動/行動。

那么，面對各種各樣的“婦女問題”，婦女研究者在其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再具體講，面對農村婦女的種種困惑，身居城市研究女性的研究者究竟能為她們做些什么？

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雖然身居高校30多年，但每年都還要回去多次，年過八旬的母親和年近八旬的婆婆成了我與農村割不斷的紐帶。每每回去，我耳聞目睹到村子里嬸子大媽、兄弟姐妹關于“女人們”以及“兩性之間”的諸多故事。比如，在家庭事務和婚姻關系的處理當中“男的應怎樣，女的該怎樣”的刻板印象極其普遍，其矛盾和口舌也經(jīng)常不斷，為此大打出手者也時有耳聞。

前些年，我常常自以為是地以“文化人”的身份教育甚至教訓她/他們怎么做，也不管她/他們到底能聽進去多少；這些年，我漸漸地學會了“傾聽”（因為我知道我所說的“大道理”對她/他們根本就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她/他們自有一套解決問題的方式，甚至能產(chǎn)生一種“城里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時，作為“參與者”我只是以一種調侃的語氣對一些“不合時宜”的男女對話或爭論提出反問（如為什么男女的性別角色和性別分工就不能置換等與之相關的一系列話題），在一笑了之中,她/他們日后的“行為”多少還是有所改變的。在我看來，許多問題遠不是“文化人的說教”能夠解決的，她/他們自己解決得很好。

后來，我總結出：“村里人沒有文化，但并不等于沒有思想?！彼?他們自有自己的“活法”！我突然意識到，“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總結她們的經(jīng)驗”，包括生存的經(jīng)驗和生活的經(jīng)驗。也就是說把農村中許多“智者”的經(jīng)驗總結出來，傳播出去，能讓更多有同樣經(jīng)歷的人共同來分享，這比給她們生硬地講“女權主義的理念”以及“四自精神”更有用（我認為，許多農村女性的“作為”已經(jīng)改變了傳統(tǒng)的父權文化，只是人們——包括學者和女人自身沒有發(fā)現(xiàn)或總結出來）。

當然，就農村女性“群體”而言，其整體情況還有些不如人意。而如何改變她們的不利地位，我認為，以中央黨校李慧英教授為核心的專家團隊在河南舟山村所做的“修改村規(guī)民約”的實驗、試點，值得倡導和推廣，她們借助/通過/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動中國性別平等的進程是專家團隊“主體能動作用發(fā)揮”的重要表現(xiàn)。這里，以女性研究者為主體的專家團隊的舉措更多地表現(xiàn)為一種擔當，一種責任，一種實實在在的行動推動。這些經(jīng)驗值得借鑒和效仿。（作者系山西師范大學教授 暢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