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問題

監護人疏忽性失職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叢林同時表示，有些案子法律有具體規定，但家長并沒有受到相關法律處罰。比如，孩子被遺忘在車內高溫致死的案例，如果發生在校車內，司機等相關責任人會因為過失致人死亡等原因獲刑，但換作是家長的原因，則沒有因此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這主要源于一種觀念——有很多父母內心就認為孩子是附屬品，未成年人監護被當做“家事”，公權力不應介入太多。

“從事少年司法多年，我發現一個現象，有不少家長覺得孩子是自己的，而非獨立的主體。一個簡單的比喻就是，家長都知道毆打他人是違法甚至犯罪，但卻存在經常打罵自己孩子的情況，有時候甚至只是因為心情不好。”叢林說。

叢林認為，還有一層原因是事故發生之后，監護人被歸為了受害者而非行為人的身份。“因為事故，家長已經遭受了巨大打擊和痛苦，大家會認為不應去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但過失犯罪都是違背行為人主觀意愿的，內心譴責是一回事，法律責任是另一回事。”叢林指出，有些監護人存在“僥幸心理”，將安全防范意識拋在腦后，是直接導致未成年人傷害的原因，依法承擔責任有法律基礎。

預防問題

預防此類悲劇發生需完善監護監督制度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兒童的第一死因是意外傷害，每年有10萬名兒童因為意外傷害而死亡，而有更多的孩子因傷害致殘或需要入院治療。導致兒童意外傷害的，不少與監護人的疏忽大意直接相關，其中很多悲劇是可以預防的。

預防此類悲劇發生，叢林認為需完善監護監督制度。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性立法，比如在立法中規定“不能將孩子單獨鎖在車內、單獨留在屋內”等禁止性行為，并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發揮立法的規范作用，從立法的導向作用上出發，盡量預防這種行為的發生。

而除了行政、民事責任，叢林還建議單獨設立“監護疏忽罪”，對一些監護失職行為進行刑事處罰。叢林強調說，刑罰并不等于“坐牢”，對這類行為可在刑罰種類、刑罰執行方式等方面予以考慮，比如單處罰金、管制、適用緩刑等，利用非監禁刑中的社區矯正措施或是禁止令，要求父母履行監護義務。

此外，叢林認為還需建立監護監督報告制度。“監護問題作為家庭問題，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與封閉性，存在發現難、處理難的問題。有很多監護疏忽行為都是造成嚴重后果之后才可能引發關注。因此，對監護行為實施監督，應發揮社會各界的作用，建立通暢的報告渠道和制度。比如在村(居)民委員會設立兼職或專職兒童福利督導員，對監護人履職情況進行督導。”叢林說。(四川日報記者任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