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時代新使命新征程：從婦女口述歷史發現新議題”研討會在京舉辦。此次研討會由中華女子學院中國女性圖書館主辦，來自天津師范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上海大學、中華女子學院等科研院所的逾50名專家學者與會，圍繞婦女口述史與婦女史研究、以婦女口述史賦權女性、婦女口述史研究的方法等議題展開討論。

從女性視角增補歷史真相 發現女性主體

口述史之于婦女研究的最主要意義首先在于以婦女口述史進入，可以發現被政治家、歷史學家認為非官方非正式的社會經歷。婦女口述史是填充婦女史，完善主流歷史的重要方式。與會學者通過婦女口述史料收集及研究，重新解讀少數民族、鄉村社會歷史，發現和理解女性自我意識與國家解放話語之間的關系。

少數民族婦女口述史研究是備受青睞的議題。長江師范學院傳媒發展與影響研究中心于鳳靜教授通過對少數民族鄂倫春族非遺傳承人、年屆89歲的額爾登掛老人的訪談，收集整理了2萬余字的圖文資料。借此，她全景式地呈現了鄂倫春族的歷史演進、原生態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宗教與習俗，發現鄂倫春族少數民族為原住民的主人觀、多民族平等一體的民族觀、師法自然萬物有靈的生態觀、女性為本男女平等的社會觀等文化觀念。

山西省社科院劉曉麗研究員在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開展了村民群體口述史的搜集與研究，以彌補鄉村社會史的缺失。劉曉麗在以村民群體為主的訪談中，關注到口述者在經歷歷史事件時所處年齡、性別、身份及職業、文化水平、性格特點、在村里的地位等差異，關注村民對人民英雄——李順達的懷念和評價及對集體經濟時期的集體記憶，借此從多個面向發現、記錄鄉村社會史。

發現女性主體隱秘的內心世界與主體能動性是婦女口述史研究的重要貢獻。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教授通過對參與小三線建設的女性口述文本的分析，發現其自我意識交織在國家、集體、家庭、勞動、歷史記憶等多個場域。這些女性身上同時存在著“異化與抗爭”：一方面，她們在政治動員、集體主義、階級話語等方面呈現出被動性；另一方面，她們在不斷尋找“自我”生存空間，對國家、集體、傳統文化具有一定能動性，追求“自我實現”。

賦權女性的婦女口述史

婦女口述史研究致力于發現“被遮蔽的女性”，彌補主流男性視角主導的歷史之不足，也通過講述賦權女性，激發其主體意識。

天津師范大學杜芳琴教授通過其在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鎮周山村所開展的調查與實踐經驗，認為婦女口述史的功效與用途不僅僅在于留下歷史的印記，填補婦女的歷史缺失，成為婦女史填補主流史、婦女口述史填補婦女史的“雙重補丁”；更重要的是婦女自我賦權、創新變革的利器，推動社區和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周山村的女性通過講述“媽媽與女兒的故事”激起“要改變”的信念，并通過系列講述《咱們的故事咱們秀》《鄉村故事：說說咱們的村規民約》，編寫唱基于個體生命經驗的順口溜等在行動中實現集體賦權，并逐漸促成變革。

中國傳媒大學王宇英副教授從歷史創傷的影像書寫角度出發，探討公共記憶視野中的口述歷史紀錄片《二十二》。王宇英認為，再現歷史有助于消解創傷，親歷者可以在回憶與講述中學會與殘留的傷痛并存、和好。她進而表示，《二十二》主創團隊在歷史創傷再現過程中強烈的倫理自覺，令人欽佩。但是創傷記憶的書寫更應該具備見證歷史、提供證詞的自覺意識。因顧及道德而忽視了對真相的追尋，會窄化紀錄片的價值。

中華女子學院李慧波博士對由國際特奧會東亞區發起的，以口述史方式對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成員、相關人士所收集的訪談資料為基礎，分析口述史方法運用于智障人群所帶來的影響。李慧波認為口述史方法可以作為一種外力推動模式，介入和支持弱勢群體，激活弱勢群體的主體性。她進而表示通過口述史的方法，讓智障者及其家庭講述，可以使其發出自己的聲音、構建其個體認知、激發生命活力，幫助其挑戰刻板印象，使公眾對智障人群和家庭有更多的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