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秦始皇的評價，有這樣一種觀點：他崇尚法家，反對儒家，主張革新，反對復古，是一個對歷史進步有重大貢獻的“厚今薄古的專家”。筆者在此想談一點不同的看法。

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以秦為界可以分為兩大歷史時期：從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是第一個發展時期。在這八百多年中，中原各諸侯國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革，使之從原始部落聯盟狀態過渡到有高度禮樂文化的文明社會。在政治上，實行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分封制，政治上形成了類似于西方中世紀的那種“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權力構成，諸侯國君只要履行了“禮”上規定的“義務”，周天子就不能“干涉”諸侯國的事務的，使周天子的權力不能形成“專制”、“獨裁”的狀態，也使得周天子與各國之間處于既有盟約束縛又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中。在這種環境中，周天子與諸侯之間，諸侯與諸侯之間，諸侯與卿大夫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各自為了生存發展，改革政治、發展經濟，禮賢下士地引進人才，還萌生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民主政治理念，幾百年競爭的結果是周天子式微了，一些諸侯衰敗了，一些卿大夫崛起于諸侯之列了，從而形成春秋五霸與戰國七雄的政治格局。在經濟上，只用了八百年時間，就完成了從西周早年的原始部落經濟到封建領主制經濟到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商業與手工業也取得長足的進步；商品交換、自由貿易已是司空見慣。思想文化上，各種思想文化流派自由發展，自由競爭，使華夏民族的思維處于創造性的高水平狀態，引起整個民族素質的質飛躍，形成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從秦至二十世紀初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第二個重要時期。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以前寬松自由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開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人們說“千年皆從秦政制”指的就是秦始皇統一后制定的各項制度，深深影響了秦以后中國兩千年的社會發展進程，有人由此評價秦始皇是“厚今薄古”，對推動歷史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通過對歷史的具體分析可以發現，情況并非如此。

首先是經濟上，秦統一中國后，在法律層面上確立“黔首實其田”的私有制經濟。從此，一家一戶式的小農經濟模式成了秦以后兩千多年間中國社會的主要社會生產方式；同時由于小農經濟的脆弱性，經不起天災人禍的打擊，使得土地兼并在歷代成為嚴酷的現實，而兼并的結果是千百萬農民的破產與無法生存，從而釀成多次農民起義。但是，起義的勝利者也改變不了秦制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只好又重復他們所推翻的前朝那樣的歷史。中國社會就在這種周期性動亂中“折騰”了兩千年，而每次戰亂的結果是人口的銳減和財富的毀滅。

其次，由于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是小農私有制，分散、封閉、保守、懈怠是其特點，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把千百萬小農凝聚成統一的力量，這就導致秦及以后歷代地主階級中央集權這種政治體制的產生。這種體制產生后，又進一步強化小農經濟的社會生產方式，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政治的總根基。

第三，對思想文化的鉗制。為了“愚民”，秦始皇實行“焚書坑儒”的舉措。到了漢代，統治者更加變本加厲，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管制措施，用一種思想去堵塞老百姓思想自由的空間，萎縮其思想文化的創造力，以達“愚民”的目的。有學者指出：“獨尊儒術”的文化措施對民族的“荼毒”遠勝“焚書坑儒”，“焚書坑儒”是“立斃”，而“獨尊儒術”是“慢性自殺”，由“壯漢”變成“侏儒”。從此，儒家思想文化在兩千年中充當了“劊子手兼牧師”的角色，把蕓蕓眾生“修理”成了統治者滿意的只知道義務而不會索取權利的“順民”。

如果說前兩個方面是造成中國兩千年社會停滯的外因，那么，對思想文化的鉗制則是內因，而其始作俑者都是秦始皇。因而，不宜夸大秦始皇的歷史作用和貢獻。（作者為廣西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