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勞動收入比重下降才是真信號

居民收入包括勞動收入、財產性收入和個體戶的經營收入。居民勞動收入偏低，無外乎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勞動者獲取收入的能力減弱，另一種則是財產性收入和個體戶的經營收入增加。無論是哪種情況，對占多數的勞動者來說，都是處于不利地位，直接表現就是社會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里。臺灣外經濟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表明，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溫家寶總理今年2月在新華網與網友在線交流時說：“我常講這樣一段話：一個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這個社會也是不穩定的。”也就是說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失社會公平，不利于社會穩定。

主動退出，還收入分配和自主創新自由

居民勞動收入所占比例偏低和收入差距拉大，是一組相關聯的命題。因為以勞動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居民占多數，而居民勞動收入所占比例下降和財富集中少數人手上，根據邏輯推理的三段論，必然得出收入差距拉大的結論。任何一國的居民收入和消費，都是來自本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按照我國目前的政策，絕大多數居民都擁有這兩種東西，為何還出現居民勞動收入所占比例下降和財富集中少數人手上呢？

近段時間來，社會各界人士眾說紛紜。筆者認為，改變當前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是關鍵。如果說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那么可以說現行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剛綁架居民。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市場觀念淡薄和基礎設施建設比較落后，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發揮強大的推動作用，功不可抹。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趨成熟的今天，或許能容忍一定的路徑依賴和慣性思維，但不能總由政府引領經濟增長和把資源全用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路徑已經不能讓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了。居民勞動收入偏低和收入差距拉大，究其根源，就是普通居民對社會資源沒有話語權，無法共享到社會發展成果。筆者認為，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難脫其咎。因為這一模式正催生利益集團的形成，使惠及全民的項目投資演變成政府和少數擁有資本、人際關系等資源利益集團的二人轉。當然也有歷史體制、天生稟賦等原因，但這些不是最主要的。

同時，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高度依賴于政府投資，導致了經濟發展和自主創新的內生動力不足。從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等來看，技術在經濟發展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尤其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今天，自主創新顯得尤為重要。而以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讓人們形成了“等、靠、要”的懶惰思維，更有甚者嘆言“要致富，靠鋪路，找項目”。特別是在西部落后地區的一些小縣城出現了一種“繁榮”假象——各種小酒樓天天賓客滿座，人人都想“跑部（部門）錢進”。這樣，很多財富、資本被用于奢侈或尋租，而不是用于技術創新，那么又何以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呢？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幸好，大中學少數人的奢侈妄為造成的損失可以由另一部分節儉謹慎的人加以彌補。”要不然，其影響不可估量。

要想構建“橄欖型社會”， 維護社會公平，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改變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還收入分配和自主創新應有的自由”是當務之急。其實質，就是嚴格執行中央的有關決定，減弱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莫讓“經濟轉型”成為政治口號。

一是從新定位，轉變角色。這一點是老生常談了，就是人們常說的由運動員向裁判員轉型，準確定位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位置，抓好自身建設和宏觀調控。

二是健全制度，確保公平。政府引領和經濟刺激措施相當于激素，對短期增長有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沒有別的選擇，必須從公平的角度出發，加強制度建設，營造良好的市場和社會秩序。

三是關注民生，做好保障。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努力，我國各項民生事業取得長足進步。但教育、醫療、養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體系覆蓋范圍還不夠廣、標準還比較低。理順秩序、做好民生、打牢基礎、穩定社會比進行重復建設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