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人權觀察”濫用人權領域的話語權

2012年1月22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國人龍年春節即將到來的除夕。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美國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選擇在這一天，發布了它指責世界90多個國家和地區人權狀況的《全球年度報告（2012年）》。其中關于中國的部分在660多頁的報告中雖然只占10余頁的篇幅，但是其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歪曲和指責，著實令人驚訝。

有人說非政府組織天生就是以批評政府為己任的。而一個非政府組織將觸角延伸到世界各地，以點評世界人權狀況為己任卻并不多見。而且，對“人權觀察”的報告細細探究一下，卻會發現，問題也很不簡單。“人權觀察”一年一度的人權報告發布實際上是國際社會人權話語權爭奪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人權觀察”的資金來源和話語權目標

“人權觀察”自稱“不接受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政府資金”。但是，當有人批評它從荷蘭樂施會獲取大量資助、而后者的預算又大量來自荷蘭政府時，“人權觀察”在其官方網站上辯解說“我們從這些基金會獲取私人來源的資金，而非政府資金”。對此，另一家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監督者”評論說，該說法不能獲得獨立印證。

“人權觀察”2010年的年度預算是4800萬美元。2010年9月，“人權觀察”在宣布獲得一筆來自喬治·索羅斯的十年1億美元的捐款時稱，“人權觀察”計劃大幅度增加職員三分之一，而且要“如同傳統上影響西方大國一樣，影響新興大國的外交政策”。中國當然要成為它的“影響”對象。

筆者認為，經濟上的定價權，文化上的話語權，正是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予取予奪的法寶。當今，人權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話語之一，拿人權說事已成為一些西方國家慣用的手法，是其政治和法律話語權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話語權的形成、發展和使用不僅僅是西方國家政府的事情，非政府組織也起了重要作用。

《領導力量》一書的作者、曾任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現為哈佛大學教授的約瑟夫·奈在2010年初撰文指出：“政府與政府以及其他組織展開競爭，以強化自身的可信度，削弱對手的可信度。”他認為，網絡的發展提供了助力，非政府組織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使得“新公共外交”得以崛起。

中國學者龐中英也在2010年8月撰文指出，在過去30年里，中國是西方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標國家”。他認為，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是所謂“軟權力”投射。作為“軟權力”的類型，美國、英國的許多政府機構，在達到西方的對華政策目標——比如“出口”西方價值，讓這些西方價值“嵌入”中國的現代性方面，發揮了其他外交政策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

如同“人權觀察”這樣的非政府組織，在國內也會批評美國政府，但是總體上，特別是在外交方面，它起著補充和輔助美國政府外交戰略的作用。在歪曲和丑化中國人權形象方面，它與美國政府的立場和調門是一致的，甚至還比美國政府更加無所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