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云南省昆明市五華區法院對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張安芬、劉仕華容留賣淫案作出一審宣判：張安芬、劉仕華犯容留賣淫罪，但情節輕微，免予刑事處罰。（《現代快報》12月19日）

“小學生賣淫案”基本梗概是：2008年1月，劉仕華就被檢查出有肺結核，因打工掙錢不夠看病，為補貼家里的生活開支，2008年9月間，被告人張安芬與被告人劉仕華合謀，讓劉仕華的女兒劉某某從事賣淫。經劉某某同意后，張安芬與劉仕華在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期間，先后租賃四間出租房，容留劉某某從事賣淫活動。

法院宣判之后，被告人劉仕華沒有發表意見，但被告人張安芬表示，女兒賣淫不是她指使的，并說：“判我有罪，我就要上訴。”

至此，也許“小學生賣淫案”還沒有結束，但“賣淫事實”這一點似乎已經沒有爭議了。之前關于警察粗暴執法、處女賣淫、社會宣傳等方面的內容，媒體該報道的都報道了，評論家該評說的都評說了，而且已經說得比較透徹了，問題只是相關部門，特別是執法、司法部門愿不愿意真正吸收其中的法治精神罷了。

“小學生賣淫案”之所以特殊，有兩個地方，一個地方是“小學生”，屬于未成年人的范疇；另一個地方是賣淫當事人與被告是子女與父母的關系，涉及到監護的問題。因此，雖然法院已經宣判了，但我們的法律反思還應該繼續。應繼續法律反思之一，公訴機關僅求“容留賣淫罪”是否合適？雖然劉仕華因“無錢治病”讓其女兒賣淫有不得已之處，而且賣淫也是劉仕華女兒同意了的。這樣的事實，我們似乎只需要譴責劉仕華作為父親的不道德，需要憐憫其女兒的可憐、懂事。然而，賣淫是非法行為，是道德貶義詞，無論如何，“賣淫女”都是對人格的一種凌辱，更何況劉仕華女兒還是“小學生”，“賣淫”的經歷必將成為她人生揮之不去的陰影。劉仕華明知或者應知賣淫違法，還讓其未成年的女兒賣淫，顯然有犯“虐待罪”的嫌疑。

應繼續法律反思之二，我國監護刑事責任應該如何立法完善？不論張安芬的女兒賣淫是不是她指使，都無關緊要，因為在法律上張安芬是其女兒監護人是確定的，張安芬知道其女兒賣淫而沒有干涉制止是確定的。這樣的行為放到法國，必然會被治以“違背監護和教養義務罪”，并至少會被“處7年監禁并科10萬歐元罰金”。而在我國，張安芬不僅免于刑事處罰，而且還表示要上訴？這就直擊我國監護立法的不完善。在我國的法律里，監護人侵犯被監護人利益所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僅僅規定了虐待罪和遺棄罪兩個罪名，而且還是“告訴的才處理”，對于“違背撫養義務”、“監護不力”等方面卻沒有規定監護人的刑事責任。另外，我國的法律對被監護人致人損害時監護人要承擔刑事責任也沒有規定。因此，從“小學生賣淫案”的反思開始，我們應該迅速立法完善我國監護刑事責任，從而更好地保護未成年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