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社科院發布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今年群體性事件仍然保持著多發的態勢，這是因為一些地方在加速發展和轉型的過程當中，積累了很多歷史上的矛盾和問題，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造成的民怨太深。（中國網12月21日報道）

這些年，突發性群體事件在各地時有發生，而且其暴戾暴烈程度也顯著提高，官民之間的不信任感和背離感越來越強烈。尤其是在基層政府與群眾之間，這種對立更為突出。在政府大力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群體事件的發生不僅成為一種莫大的諷刺，更成了社會公平正義不斷流失，公權肆意妄為，公民權利脆弱不堪的最好注解。盡管各種群體事件發生的起因各不相同，但公權的過度介入和濫用而引起的矛盾激化卻是大部分群體事件共同之處。一定意義上講，管好權力對于預防群體事件顯得舉足輕重。

據相關統計數字顯示，從1994年到2007年間，我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10萬多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人增加到約307萬人，且規模越來越大，上千人以上的占較大比重。尤其是，甕安事件和海南感城事件，其社會影響之大，社會關注程度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亦被稱為中國群體性事件中的“標本性事件”。然而，即使是如此龐大的數目也沒能避免事件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化的利益訴求或表達渠道不暢通，公權沒有得到很好的規范。

盡管每一件群體事件的起因各不相同，但事件的擴大化往往都是因為：濫用公權以致將合法的利益訴求者推向了絕望和暴力的邊緣。總結大部分的群體事件，一些官員簡單的“良民、刁民”的二元思維和可以肆意揮霍的權力使各類理性訴求最終走向暴力的導火索。往往一些簡單的個案由于公權者的不重視而激化了矛盾，于是就要動用警力來壓制，以至于最后釀成了大規模的群體事件。

事實上，一個社會中存在矛盾和沖突是在所難免的。隨著多元社會的到來，利益的不同而導致利益訴求是一個文明社會正常的現象。這種權利意識的覺醒正是一個健康社會不可或缺的進步力量。問題在于能否讓公民權利得到有效保護和救濟；讓公權力得到充分的制約和監督；讓社會的各種矛盾和沖突在體制內就能得到解決；讓整個社會進入一種有序的治理狀態中？

在群體事件中公權力如何作為的問題不可忽視。實踐證明，很多群體事件的發生都是一個由可控狀態到不可治狀態的轉換。在這當中，假如公權者能夠認真對待，相信大部分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故此，預防群體事件，不僅需要完善維權機制在制度上為維權者提過制度化的保障，同時也要管好權力，加強對公權監督和制約的制度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