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的死刑已經不可逆轉。走到生命的盡頭，他在悔過書中寫道：十多年一直在公安局擔任副局長，總覺得自己業務熟，有能力，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績也不少。尤其是看到比自己資歷短、業務又不熟悉，甚至還是自己過去“下級”甚至“下下級”的人，都提拔到與我同一級的職務，甚至更高的職務后，思想上不能正確對待，產生不滿情緒，升官不成，就亂用權……

當媒體對此大加聲討時，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文強這種“貪官有理”的思路，不過是循著“主流經濟學家”們早已總結出來的“貪官經濟學”而演繹出來的。張維迎曾說，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害最大的是干部，應該進行補償。后來他在《經濟觀察報》上對此進行了細致的論述。張五常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對之力挺：“張維迎是很好的學者，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普遍的經驗，從一種制度轉型到另一種制度，對以往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太絕情，因為假如他們激烈反對，不但改革受阻，還會發生預想不到的很多事情……他們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你不考慮給他們明補，他們自己就會‘暗補’，包括腐敗貪污、子女經商等，給社會造成更大損害。”

按照這種說法，文強如果被早早提拔成部長而非僅僅是副局長，他的腐敗是否就不會發生呢？“主流經濟學家”們信奉的，是在資本主義早期血汗經濟中的人性原則。這一點，被20世紀上半葉美國心理學家ClarkL.Hull總結得清清楚楚。他的心理學，基于簡單清晰的生物學原則：生物機體身受困乏之苦，這種困乏創造了需求，需求激發出動機，動機再激發出行為。行為則是以目標為導向的。達到這種目標乃生存之必需。用白話來解釋，人的行為出于滿足欲求的動機。當欲求獲得滿足時，追求這種欲求的行為就不會發生了。由此為基礎，就出現了張氏的“補償說”。你把貪官的欲求先期滿足了，他豈不是就沒有貪的動機了嗎？

可惜，這種理論有一大錯誤，那就是把人的欲求看成是固定不變的。有論者指出，文強官運不錯，曾有“連跳三級”的輝煌，“這樣的經歷養成了他對升官不切實際的期待，極大地慣壞了他，官職稍微升慢一點兒就開始抱怨，仿佛天下人都對不起他文強。”可見，滿足了他的欲求，只是激發了他更大的欲求。就普通百姓來說，欲求同樣也并非固定不變。1959年，RobertWhite的一篇經典心理學論文推翻了ClarkL.Hull的困乏理論。White指出，當人的基本需求被滿足后，人不會像許多低級動物那樣停止獵食，或像機器那樣關閉停運。恰恰相反，人正是在這個時刻開始了最有創造性的工作，開始挑戰自己的極限，要通過建立對世界的把握來獲得生命的滿足。

為什么國外如此有影響的理論發展竟不入“主流經濟學家”的法眼？一位張維迎的批評者寫到，那年中國交響樂團攜大貪官王益作曲填詞的大型交響合唱《神州頌——獻給正在復興中的偉大祖國》到北大演出，演出前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教授出場致辭。一向詞鋒甚健的他竟語帶哽咽。演出返場時，前幾排幾位光華校友中王益的女粉絲異口同聲地尖叫著“王益、王益、王益”！中國的管理精英如果都是這么被教育出來的，他們日后會理所當然地給貪官行賄，會理直氣壯地開血汗工廠。

從本世紀初的IT泡沫，到這次的金融風暴，每次華爾街坍塌，美國的商學院都要徹底反省其教育中的價值觀念和倫理問題，并提出許多對策。目前中國經濟中形形色色的怪現狀，早已讓公眾坐立不安。中國的管理學院，在這方面是否也應該反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