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汪暉深陷抄襲門，算來已有近四個月。在這期間，國內眾多學者圍繞這一事件展開激烈爭論，其過程可謂高潮迭起，愈演愈烈。

日前，數十位學者發表公開信，呼吁清華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組織調查委員會，履行審查職責；而在此前，80多位海外學者聯名致信清華大學校長，為汪暉的學術品格背書，稱在其著作中“沒有一人發現有任何剽竊的現象——不管我們多么寬松地定義剽竊這個詞”。

正當雙方爭持不下、“勢不兩立”之際，有人在網上以《朱學勤：學術界另一個“汪暉”？》為題發表系列文章，批評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的博士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同樣存在抄襲嫌疑。鑒于朱學勤和汪暉兩人的身份及所持思想立場，此舉仿佛開辟了“汪暉事件”的第二戰場，成為各方論戰的又一焦點。

針對汪暉、朱學勤涉嫌剽竊事件，我寫過兩篇評論：一篇談不妨借“汪暉事件”理順學術監督機制；另一篇借“朱學勤事件”提出，學術打假切忌陷入派系斗爭。應當說，這兩個觀點無論對上面哪個事件都管用，我并沒有因為涉嫌當事人的不同而厚此薄彼，改變基本立場。

沒有想到，率先作出“榜樣”的并非最先遭受質疑的汪暉，而是近日才卷入抄襲風波的朱學勤。獲悉有網友質疑他的博士論文，朱學勤不僅第一時間站出來回應，表示將撰文逐條反駁相關指控，而且于13日向所在工作單位上海大學以及博士學位授予單位復旦大學遞交啟動學術調查程序的申請。目前，復旦大學已受理申請并著手調查，而上海大學也同意了朱學勤的要求——在調查期間，作為上海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他將主動回避，不參加上海大學學術委員會的一切活動。

這件事情非常值得關注。這一學術審查機制一旦啟動和運作，有望借以理順學術生產與監督的關系，建立健全學術審查機制，從而挽回學術界的名譽和尊嚴。

通過“汪暉事件”、“朱學勤事件”，許多人這才發現：原來我們喊了多少年的學術規范，到頭來卻連“誰來規范”、“如何規范”等基本問題都沒有搞清楚，更不用說建立一套普遍認可的學術規范與監督機制。

例如，在“汪暉事件”中，任由諸多學者喊話，不僅當事人始終不出面回應，所涉學術機構也躲躲閃閃，不愿意啟動相應調查機制。于是乎，原本應當由學術共同體來解決的學術爭端，幾乎變成了一場公共鬧劇——只看見持不同立場的學者大打口水戰，紛紛發表公開信，各方卻沒有辦法取得共識，把問題提交給能夠解決、也必須由它來解決的學術審查機制。這表明，國內學術界即便存在學術監督程序，那可能也是形同虛設，沒法當真。

再比如說，在“朱學勤事件”中，許多人討論的問題是：既然沒有舉報人（那名網友只是質疑而未進行舉報），朱學勤有沒有必要、或者能否主動要求相關機構介入調查？朱學勤則表示：“不公開姓名的指控，非常不嚴肅，可以稱得上‘懦夫’。”這等于是在說，匿名質疑（舉報）并不具有正當性。更有意思的是，朱學勤申請啟動學術調查程序，居然是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委員會成立5年來受理的第一個由被指控抄襲者提出要求的學術調查、仲裁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