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法庫縣每年都會整頓“三無”摩托車，但是今年尤為嚴格，更是首次對車主予以拘留。據悉，從6月開始，全國范圍內開始了為期7個月的“嚴打”，法庫為完成上面安排的指標，開始強拘“三無”摩托車駕駛者，最多的時候一天拘留70多人，拘留所已經人滿為患7月27日（南方都市報）。

我們這些60后的人大概還都記得80年代初全國第一次“嚴打”，那是改革開放不久，據當時的媒體報道，面對復雜嚴峻的治安形勢，1 9 8 1 年5 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京、津、滬、穗、漢五大城市治安座談會，要求盡快改變目前的不良狀況。對于極少數進行殺人、搶劫、強奸、爆炸、放火和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現行犯罪分子，特別是教唆犯和主犯、慣犯，必須繼續依法從重從快懲處。通過那次“嚴打”，得到群眾一致公認的是治安形勢有了明顯改觀，這恐怕也就形成了后來整治社會治安的有效手段。

但回過頭來想想，第一次“嚴打”從法律上講未必就十分圓滿，細心的讀者不知是否注意到，幾天前被媒體廣泛報道的《26年前小伙被誤當強奸犯槍決洗冤錄》，從時間上看正是發生在第一次嚴打中，我們相信這肯定不是個案，但出現在20多年前那個法律不健全的年代，現在來看人們并無多少怨言，如今改革開放30多年過去，我國也早已步入到法治社會軌道，人民群眾的法制意識有了很大提高，依法治國已經深入人心，整治社會治安就不能絲毫偏離法律的坐標。

但是，從今天的報道中我們看到，遼寧法庫縣的做法很值得商榷，現象雖然是出在法庫縣，但卻都是按照上面的要求做的，誠然，我們現在采取為期7個月的“嚴打”，目的十分明確，就是嚴厲打擊那些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違法犯罪分子，抓獲負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使社會治安形勢有一個根本性性的好轉，但是，我們也有理由質疑，全國地域人口及治安形勢都是因地而異，能不能抓獲或能抓多少犯罪分子取決于當地警方的能力和有多少犯罪分子，拍腦袋定指標無疑是“犯罪分子不夠拿老百姓來湊”，法庫縣事實上就是這樣做的，也覺得無奈但又怕完不成上級規定的指標，于是就拿“三無”摩托車駕駛員開刀，連抓帶罰，以至于拘留所“人滿為患，嚴重超編”，這樣的嚴打雖然“戰果輝煌”卻與整治社會治安的初衷背道而馳，還有借嚴打斂財嫌疑，連法庫縣公安局一負責人都說，“老百姓也怨聲載道的，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

維護社會治安本來就是公安機關的日常工作職責，發展到需要嚴打的地步，至少說明我們公安機關平時的工作有問題，案件日積月累，治安形勢越發嚴峻之后，便寄希望于“嚴打”，而一“嚴打”效果就明顯，多年沒破的案件破了，逍遙多年的犯罪嫌疑人也抓住了，各項“指標”上去了，年終評比的成績也就有了，然而一陣“嚴打”過去，似乎又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這其實還是那種“運動性”的思維，運動性的嚴打可以達到從重從快，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這效果其實也只是一陣風，同時，這種運動性的嚴打中，法律被“悄悄的”擱置一邊，粗制濫造的執法便不可避免，法庫縣的現象值得反思，我們運動性的思維是不是也該改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