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建鋒偷逃368萬元過路費被判無期徒刑案出現戲劇性變化，幾天前面對輿論的質疑審判方還言之鑿鑿聲稱事實、證據、適用法律都沒問題。1月16日下午，河南省高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稱該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并追責免去平頂山中院刑一庭主審法官婁彥偉、刑一庭庭長侯曉宏職務，副院長任建軍停職檢查。鑒于該案事實、證據發生重大變化，平頂山中院建議平頂山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

對時建鋒及其家人來說，或許是喜出望外。對廣大持續關注這一案件的媒體和網民來說，可以說“圍觀”確實發生了作用。然而就案論案，這一案件從初審開始，到省高院對審判法官追責，本應唱主角的法律似乎淪為任人驅使的配角。此案背后還有許多事實尚未浮出水面，而中國當下權力運行的特性，使我等局外人很難清楚究竟什么時候、誰最后拍板，促使了這件案子的峰回路轉。但是憑對國情的了解，我知道起作用的一定是某個掌握權力的官員，而非司法系統的糾錯制度正常運行使然。

此案的逆轉和2010年5月同樣發生在河南的“趙作海冤案昭雪”具有相似性。趙案也是在公眾持續關注下，河南高級人民法院認定趙作海故意殺人案系一起錯案，宣告趙作海無罪。趙作海領到國家賠償金和困難補助費65萬元。兩案出錯的根源是法律無法成為主角，審判者不能中立地、公允地依據事實作出判決，而是司法活動被淪為某種“工具”。說白了，在許多地方，法律給公眾的感覺其主要功能并非保護公民權益，而是用來管制社會，因此許多案件的審判者為了配合權力主導的運動式“嚴打”或“打黑”，或受制于某一能量巨大的利益方，作出枉法判決。以“368萬過路費案”為例，一個運輸沙土的農民為此盈利20余萬元，卻能計算出368萬元的天價過路費，并讓涉案人為此付出一生自由的巨大代價。不用法科出身的專業人士，普通人憑常識就會認為這樣判太不合理。比起殺人越貨，比起官員貪腐，即便是逃繳過路費情節存在，其危害性難道大到要判無期徒刑來懲治么？審判者是不是受到了能量具體的利益相關方壓力，作出如此畸重的判決以達到殺雞駭猴的效果？這種方式展現的決不是法律的權威，而是權力的暴戾。當公眾有一種脊背發涼的恐懼感后，覺得“弄臟龍袍是死，打死太子不過也是死”，那么恐懼感會演變為什么呢？

而當批評聲浪洶涌，當地的當政者受到巨大的輿論壓力，察覺到這件案子已經給地方當局帶來了很不利的政治影響，用今天通俗的話來說，影響了當地形象及更高層官員的仕途，于是權力出手了，一個批示就能使案件“昭雪”。但出于維護地方形象的目的，這類錯案的糾正不可能循法律的思路，涉案人的律師在法庭上怎樣有理有據辯護往往難奏其效，法律監督部門在沒有上司的命令下總是保持沉默，而沒有上司的壓力即使面對輿論的質疑審判者也會理直氣壯說自己沒錯。也就是說，那只無形的權力之手不伸出來，一切都是白搭。這也是中國老百姓相信上訴不如上訪的原因，因為不能靠司法體系自我糾錯而靠某位大人開恩才能翻案。也出于維護地方形象的目的，錯案的根本原因難以深究，只是為了紓緩壓力，給當事人一些讓步甚至賠償，讓“苦主”無話可說，從而讓公眾的視線從該事件淡出。目的就是“擺平”，盡可能消減對地方當局的負面作用，維持該地政治格局的穩定，案件真正要弄清的事實、證據往往是一鍋糨糊，在公眾不注意時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去年湖南鳳凰民女跳樓案，寧夏吳忠警方跨省追捕案，等等無一不是如此。這種搗糨糊的錯案糾正方式，不可能從根本上遏止此起彼伏的“葫蘆僧亂判葫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