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通渠道被填堵，社會公平被蠶食，社會分層被固化，給廣大草根階層帶來的是不公平感、被剝奪感和絕望情緒。每一次“蘿卜招聘”被揭發皆激發公眾空前的“圍觀”熱情，都是公眾深深的無助感和憤忿情緒的外化。此外，制度本身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斷創新性，而特權加劇了體制的保守，人事制度上的“世襲”與“近親繁殖”，縮短了制度活力的“半衰期”。

因天生稟賦、后天教育以及出身等主客觀因素，真正意義上的起點平等永遠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規則平等，用程序正義保障結果平等——實質正義。規則平等的底線是以一視同仁的死規則，保障最原始的結果公平。就像撐竿跳高，一根標桿插到底，勝者為王，英雄不問出處。具體到公務員招錄（事業單位聘用），最基本的規則平等就是公平、公正、不歧視地設置任用條件，讓“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在公平的游戲規則下角逐，憑實力尋找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

更進一步，我們還應不為規則平等所拘，對規則平等進行矯枉過正式的暫時性修改，旨在對弱勢群體的利益予以恰當補償和適度傾斜，這種行為超越刻板的程序正義，為的是追求實質正義最大化，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美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通過“肯定性行動”法案，規定在升學、就業、晉升、頒發獎學金以及接受政府貸款和分配政府合同時，在競爭能力和資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下，黑人、少數族裔以及婦女有被優先錄取、晉升或優先得到貸款和政府合同的權利。

倘若人事招考制度能夠限制權力壟斷性和擴張性，破除權力特殊化和等級化，廢止職務終身制和世襲制，而予以寒門子弟適度的傾斜，為他們提供更多階層升遷的機會，對社會公平、公正與和諧都將大有裨益，這種規則平等的犧牲才有價值。當然，這是一種理想狀態，雖難至，心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