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執法者而言，將“罰款分成”作為生財之道，使執法行為充滿“營業性質”，讓高速公路成為高價公路，不僅直接違反了行政處罰法等法規，更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的短視思維。

公路亂收費亂罰款，人們早已見怪不怪。然而看到央視記者的曝光，人們還是難以平靜：罰款和財政分成，請領導喝酒按摩；只罰款不開票，罰款進個人口袋；每輛車平均一年罰款3萬……

重重加碼下，中國車主負擔確實不輕。但即便一年罰3萬，許多大貨車依然在高速公路上馳騁，車主自然有自己的利益權衡：一是把罰款轉移到運輸商品上；二是通過超載提高利潤空間。對執法者而言，這樣的“養魚執法”，不僅擴大了財政收入，還鼓了執法者腰包，這同樣是一種利益權衡。

在商言商，車主單純的經濟利益權衡無可厚非。但對執法者而言，將“罰款分成”作為生財之道，使執法行為充滿“營業性質”，讓高速公路成為高價公路，不僅直接違反了行政處罰法等法規，更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的短視思維。

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高額的罰款最終還是普通消費者買單。有報道稱，2010年中國物流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18%左右，比發達國家高出一倍。西葫蘆等蔬菜從產地到市場，漲價20倍。面對這樣的數字，正在致力于調控物價的各級政府，是否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啟示？

行政邏輯畢竟不同于商業邏輯。公司追求利潤最大化是本能，政府卻不能將行政目標限縮為經濟指標，甚至將政府運作“公司化”。換言之，政府不僅應該算經濟賬，還應該算政治賬、民心賬、民生賬。以公路收費為例，那種打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旗號的與民爭利行為，那種“世上根本沒有真正的免費公路”的偷換概念式論調，那種“釣魚執法”“養魚執法”甚至赤裸裸搶劫的罰款行為，不僅損害普通民眾的利益，制約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也在蠶食著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與經濟利益相比，這恐怕是政府更為重要的執政資源。

當然，政策終歸是要通過人來執行。作為一個機構，政府本身不能喝酒、也不會按摩，說到底，部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傾向，就在于政府人員把個人利益置換為政府利益，形成“部門利益個人化”，許多違法亂紀事件的發生，莫不是私利在作祟。因此，在提倡規范行政行為的今天，對于這些瀆職濫權的政府人員，能否拿出“公路罰款”的效率和氣魄，對其予以懲戒？對那些喝酒按摩的領導，如何讓其曝光于公眾的目光之下？對于那些喊“日子困難”的單位，看看到底有多少超編的冗員？

就此而言，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區，確實牽一發而動全身。而透過越來越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以及不斷考驗公眾承受力的雷人新聞，更要看到許多改革需要爭取“時間窗口”，也需要“頂層設計”，這既是對智慧的檢驗，也是對勇氣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