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罪判決書失蹤兩年反思錯案追究

一樁滅門慘案，六次公堂問審、十年羈押，判決從死刑、死緩到無期，再到無罪。這聽起來像是電影，但它真實地發生在河北廊坊。而且，最讓人驚悚的情節還在后面：無罪判決從做出到宣布，居然用了兩年的時間。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為何一個判決的到達比烏龜翻山還要慢？是什么因素讓它遲到了兩年？從《中國青年報》12月20日的報道來看，“當地司法機關壓力較大”，或許是判決遲到的主要原因。什么樣的“壓力”能讓它遲到兩年？原來，廊坊中院的判決被河北高院改判后，一審可能成為“錯案”，而這涉及到國家賠償問題，對廊坊中院是個負擔。更加重要的是，錯案追究可能會“影響政績”，那些原審案件的公檢法人員大多因辦案有功已獲升遷，追究起來可能會影響他們的仕途。

看到這里，人們不僅明白了判決遲到的“內幕”，而且還可能理解法院故意拖延的“苦衷”。一個是錢（賠償），一個是權（政績），而這兩者是人家的“命根子”，怎會輕易放手？不過，話又說回來，為了錢財和政績，就可以犧牲正義？就可以讓正義晚到兩年？

人們常說，法院是維護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這道防線崩潰，社會難免走向叢林化。在這起命案中，如果不是當事人的家屬和律師四處打聽和尋找判決書，估計還要拖延下去。法院本為正義而設，卻成了戕害正義的機關，怎能讓人們對司法有信心？

無論如何，三名無辜被告多被羈押兩載，必須有人為此負責。經手此案的法院和法官不可能不明白，無緣無故剝奪他人的人身自由，就是非法拘禁。說實在的，這三名被告此前被羈押八年已經遭受了不小的損失，拖延兩年釋放對他們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且不論這三名被告前八年經歷的審理和羈押是否存在程序瑕疵，后兩年的羈押無論如何都涉嫌違法。

在懲罰責任人的同時，還應當反思中國的“錯案追究制”。設立這一制度的初衷本是為了對“冤假錯案”予以糾正，但無論是制度設計還是實際推行均存在不小的問題。譬如，對于“錯案”的理解和界定，就經不起推敲。很多法院和法官都把“錯案”理解為被上級法院改判或者撤銷的案件，只要是裁判結果發生了變化，就被當成“錯案”處理，因而要進行國家賠償，還可能影響法官的前途和政績。而這讓法院和法官將“錯案”視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會“將錯就錯”，一錯到底，永不糾正。同樣發生在河北的“聶樹彬案”，或許就面臨如此命運。

其實，不同的法院作出不同的裁決完全是合乎邏輯和法理的事情，否則，設立上訴制度有何意義？下級法院的裁決被上級法院改變或者撤銷，不過是上訴制度的產物，怎能將原審裁決一律視為“錯案”？除非廢除上訴制度或者要求上級法院和下級法院“一個鼻孔出氣”，否則，上級法院改變或者撤銷下級法院的裁決就是不可避免的。盡管上級法院的裁決可能更加接近正義（有時并非如此），但這并不意味著下級法院的裁決就是“錯”的。不能用科學意義上的對錯來理解司法意義上的判斷，這是兩種不同的邏輯。

如果說存在“錯案”的話，應主要指那些因枉法裁判、真兇出現等導致判決失當的案件。對于這樣的案件，如果法官存在過錯，理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受到法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