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為鏡鑒的官場風習

香港新一屆特首及高層管理團隊近日宣誓就職。就內地的觀察者而言，確有不少感覺新鮮的東西：新特首梁振英致辭時口口聲聲的“謙卑”；其演講時擦汗用的是（布）手絹而非餐紙，可見其環保已成習慣；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相對于不少內地官員）普通話講得字正腔圓，背后下過的工夫不言自明，其認真敬業的精神亦見一斑；就職首日開會，面對等待門口多時的弱勢人士的訴求，不輕慢，不敷衍等等。

然而更出我們意料的，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于3日出席香港電臺有關節目后公開表示：她會鼓勵、支持及勸喻行政長官梁振英，盡快交代寓所違建事件，并強調，若梁振英在此事件上處理不當，管治將會面對重重困難。

林鄭月娥算得上梁振英的副手。在我們的經驗中，副手對待首長的“鬧心事”不聞不問、不戳傷疤已是底線，更多的則是設身處地的“體貼入微”和官官相護。若有人干出林鄭月娥這等事來，大家的基本判斷，或是“神經有病”，或屬因一己私利而落井下石的不義之舉。

林鄭月娥此舉當然是制度使然。由此想到，數年前，最具實力的香港和上海都在為爭奪國際大都市和亞太地區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努力。當香港強于上海的意見成為共識后，人們就在思考：硬件條件并不見強的香港相對于上海，更為明顯的優勢是什么呢？更多專家傾向于認為，是香港的公務員隊伍。實話說，我們心目中優秀的公務員形象早就通過大眾傳媒或各種宣傳機器而定型，他們應是溫良的，勤政的，遵紀守法的，當然，對待上級也是不講條件地言聽計從。

新世紀元年，在香港舉行的“世界一流公務員錦囊會議”上，英國歷史學家亨尼西提出優秀公務員的標準，其中說到優秀公務員的“首要職責”，是“向上司直言進諫”，這多少出乎內地人之所料。因為在我們目力所及，以科層或官僚制為組織基礎的公務員隊伍中，無論是“顯制度”還是“潛規則”，更多的是“官大一級壓死人”，是“下級絕對服從上級”，這與“向上司直言進諫”的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關于“向上司直言進諫”，原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位高官在一次講演中對此作了闡釋，就是“掌握最真確的資料，進行客觀分析，并據此向上司提出恰當的意見，即使是逆耳之言，仍直言不諱”。這位官員聲稱，她及同事們自入職以來，一直被培訓和鼓勵成為忠言直諫的公務員。

很難說“向上司直言進諫”的官場文化是香港公務員的專屬。“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就曾是作為“三大法寶”之一的我黨建設的重要手段嗎？但不要指望在當下這樣的歷史時期，我們的公務員隊伍會自然生成這樣的文化。自身道德操守的修養固不可少；但必要的、全方位的、有效的對公權力的監督，以及立足更為長遠的制度建設，才是頂頂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