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下跪與私綁村官

4月28日，山東乳山市政府大樓門前，數十人因被騙集資而下跪，請求政府幫助討回他們的血汗錢。

5月1日，西安西凹里村，36歲的村主任李昊自愿讓村民隨意處置，村民遂將其綁到市場大門鐵欄上曝曬近4小時。起因是，該村在1998年將110畝土地租賃給西安再生資源交易市場，而在2012年進行復核測量時，發現原租賃合同上簽訂的110畝租賃面積，實際測量為123.98畝。

兩起事件，一個以村民強勢的姿態，反映維權的訴求；一個以被騙弱者的身份，向政府求助。不同的表現形式，折射出同樣的問題本質：公民維權的正常渠道常常被阻塞，公民維權對法律的信心明顯不足，寧可劍走偏鋒，也不愿保持耐心等待法律救濟的降臨。

兩起事件的前因后果，極其簡單明了，也就是說，性質不難判斷，問題也應不難解決，并不需要走到公民集體跪求政府這一步，更不能以對一個公民的侮辱性示眾為代價，去維護另一群公民的應得權益。

不是貶斥下跪者懦弱無能、沒有尊嚴，或許也不能簡單批評捆綁村官的村民喪失理性、缺少法制觀念。如果西凹里村被侵占15年的14畝土地收益，一分不少地歸還于村民，誰愿意冒以身試法的風險，去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如果被騙集資的受害者，得以如數討回血汗錢，他們又何必不惜尊嚴跪在政府門口？

顯然，問題的產生與問題的解決，涉及兩個方面：政府監管是否落實，法治環境是否健康有序。一個頗有名氣的企業，將面向全國的集資搞得風生水起，當地工商及金融管理部門，有沒有盡到事前審批、事中監察、事后裁決的責任？非法集資導致惡果之后，法律救濟及時到位沒有？鑒于類似事件的經驗，我們很理解被騙者那種憤懣、無奈的心情：以下跪將最后的希望，寄托給政府應有的責任與恥感。

李昊聲稱被綁示眾是“自愿”的。為什么？作為村主任，他為沒能要回那14畝土地收益而自責，“我不能不有所承擔”；其次，也為了在村民面前自證清白，沒從土地租賃交易中“拿錢”。我想，這樣做還可能是一種另類的自勵：以“苦肉計”吁請社會的關注，一起如此簡單的經濟糾紛，為何這么難解決，這樣讓一個清官難堪？

國家領導人已向世界宣告，我國已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公民下跪與私綁村官提醒我們：建設法治中國依然任重；讓每一起案件充分體現公平正義，政府與公民行為都應自覺納入法律規范之內，不能降格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