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到駐地看望了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的科協、科技界委員，并參加他們的聯組討論。中科院院士、政協委員姚檀棟當著習總書記的面背了幾句被大家調侃的《沁園春·霾》。（3月6日 中青在線）

“北京風光，千里霧霾，萬里塵飄……空氣如此糟糕，引無數美女戴口罩”，幾句詼諧幽默的改體版《沁園春·霾》，和當下流行的調侃天氣的網絡詞匯相差無幾，但是由政協委員當著總書記的面讀出，卻意義不同。習近平總書記必然知曉近段時間肆虐的霧霾天氣，然而姚檀卻不因此而回避自己的表達，愚以為這個《沁園春·霾》就是份合格的環保提案。

在之前的地方兩會上，就有24個省兩會代表提及空氣質量，近八成的地方兩會關注了中東部地區出現的霧霾現象，以及該省的生態環境和空氣質量。作為全國兩會的預演，治理空氣質量問題已然成為會議核心討論問題。在首善之都的北京，提出“建設天藍、地綠、水凈的美麗城市”，這也是給治霾提出大的方向要求。

我們再看看這次全國兩會上關于環境方面的各個鏡頭。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關于“下決心解決好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大氣、水、土壤等突出環境污染問題，改善環境質量，維護人民健康，用實際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的發言，把大家的殷切期待變成擲地有聲的保證。而政協和人大的新任發言人，都被問及霧霾、環境保護等問題，給治霾問題做足了外圍功課。

而《沁園春·霾》的新鮮出爐，則更像是份直言不諱的建言獻策。對于當下環境治理，靠畢其功于一役的治理是根本行不通的，它和資源、發展等各個層面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需要頂層給予全盤的設計。收集不同的聲音，則更有利于推出受眾面更廣、治理更有效的新出路。

兩會已經在行進中，而環境治理也將在路上，我們期待著更多的“提案好聲音”。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奉化市滕頭村黨委書記傅企平建議，把春節假期延長至10天。他表示，雖然春節假期名義上是7天，但除去兩個周末調休，實際假期只有3天。據網絡調查數據顯示，春節假期延長到10天的網上支持率達89.69%。（3月6日新京報）

今天讀兩會新聞，看到一條頗讓人感興趣的提案。農民代表傅企平建議，把春節假期延長至10天。筆者之所以對這條建議感興趣，也因為筆者離開家鄉35年了，每年都想回農村老家過春節。陪伴父母，團聚弟妹，會親訪友，感受傳統民俗文化。其實，數億外出打工的農民工，誰不想回老家過春節、感受天倫之快樂、親情之溫馨呢？“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是最好的心靈寫照。春運大潮就是五千年古老民族最重要的民俗節日之生動圖畫。

然而，曾幾何時，這個傳承不衰的民間節日遭遇了極端的藐視。當年筆者在農村種田時，“農業學大寨”的帶頭人生產隊長，就命令過我們大年初一到積雪的麥地里施化肥。除夕、初二當然就更被安排在田間勞動了。是不是農活真的忙得不得了呢？不是，低效率的、無效用的大集體勞動安排，吞噬了人民公社社員的休息權和享受節日的快樂。如今春節放假三天，加上前后雙休周末，共計7天，也算不錯了。但是很多中國人對于這個最大的傳統節日還是感到享受不夠，尤其是我們離開家鄉在外謀生的游子們，現在包括數億城市難以立足安身的農民工們。

文化是精神的根。民族文化是民族立足世界之本。傳統民俗是文化承前啟后的脈絡。傳統節日是民俗文化的生存舞臺。重視傳統節日，保護民俗文化，是國家的職責。延長春節假期，符合多數國人的心理需求，網上網上支持率高達89.69%，網下也不會太低。延長春節假期的呼聲也由來已久，社會有識之士也曾搖旗吶喊，之所以現在還是滯留在建議階段，是因為還沒有引起立法機構和管理頂層的高度重視。

考慮到我國的雙休日制度，加上國家法定的節假日，每年國民在理論上的休假天數多達115天，再度增加休假天數，大可不必；同時這115天假期，大多數國民并沒有真正享受到。因此可以把春節前后的雙休日改成單休日，把假期合并到春節假期，甚至可以延長到元宵節。總之，115天總假期數不再增加，但是把春節假期增加到10至15天，是可以做到的。

數桿錄音筆指向嘴邊，相機閃光燈晃得眼暈……每到兩會，總會出現某某“明星代表”或者“明星委員”被追捧的場景。今年也不例外，莫言不言，下自成蹊；姚明有名，圍者如堵。（3月6日《人民日報》）

明星不論何時何地都是記者們追逐的對象，所過之處眾人“圍觀”，都要一睹“明星”代表的風采。在兩會的現場，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明星”的身影，相同之處是他們依然是媒體和群眾關注的焦點，不同之處是，他們這次不僅僅是明星的身份，還要在兩會期間履行代表的職責。

做為潮流的引導者，明星“當仁不讓”的發揮著主推作用，民眾對明星的一舉一動敏感度很高，這也是明星代表備受關注的原因之一。民眾關注明星代表，更關注他們能代表群眾發出什么樣的“聲音”，有些明星對于為群眾“代言”比較“熱心”，能夠積極建言獻策，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有些明星卻惜字如金，依然保留其“神秘”的面紗。

明星代表要敢于“發聲”，積極“發聲”，能夠利用自己的“受關注”多提出對社會有益的“好聲音”，讓“明星”效應能夠在兩會中得到充分的發揮，這才對得起明星代表的身份。

真希望在明星代表中少一些“打醬油的”，多一些敢發言的，這樣的代表才當的有意義，明星如果只是為了“出鏡”，那兩會肯定不是合適的地方。明星希望群眾用理性的心態來對待明星，同樣群眾也希望明星能以負責任的態度來面對群眾。

3月5日，中國的“2013全國兩會時間”，溫家寶總理向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

這是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后的第一次全國兩會。中國關注，世界聚焦。作為人大開幕的“例牌”，又恰逢政府換屆之年，報告不僅檢閱政府過去五年工作情況，還要展望接下來的五年路程，提出工作建議。

“中國政治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事情”，美聯社用這組詞匯強調“兩會”之于中國的意義。中國經濟今后如何發展，政府機構改革怎樣進行，權力秩序如何構建，環境污染怎樣治理，外交政策如何調整——中外媒體迫不及待地想從這份報告中解讀到更多信息與信號。世界，也試圖從中國對這些疑問的回答中，探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來5至10年的發展路徑。

當“夢”成為2012年中國年度漢字的時候，其實也意味著，這份腳踏實地又激情四溢的政府工作報告，必將成為2013年“中國夢”開始的起點。

政府工作報告里洋溢著溫暖的民生夢。“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力生產率提高同步”——第一次，“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力生產率提高同步”被鄭重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而從民生支出來看，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無論是總量、還是人均，都有實實在在的增長，譬如“目前年度財政性教育支出總額已經超過2萬億元，今后還要繼續增加”、“今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繼續提高10％”、“新農合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財政補助標準提高到280元”、“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標準提高到30元”等。環境、房價、看病、入學……民生關切，就是政府關切。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下決心解決好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大氣、水、土壤等突出環境污染問題……用實際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

政府工作報告里書寫著詳實的發展夢。過去的五年，“我國宏觀經濟總體上保持增速平穩較快、物價相對穩定、就業持續增加、國際收支趨于平衡的良好態勢，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3%，顯著高于同期全球和新興經濟體的增速，通脹率遠低于其他新興經濟體”。面對新的發展機遇，新華社為我們梳理了政府工作報告對2013年工作部署中的“十大數字”：經濟增速7.5％左右，物價3.5％左右，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赤字1.2萬億元，Ｍ２增長13％，18億畝耕地，養老金提高10％，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提高到30元，教育經費支出超過2萬億元。要實現這些目標，惟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政府工作報告里梳理著穩健的改革夢。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用了391字提到中國當下的矛盾和面臨的問題，解釋原因時說，“有些是長期積累的，有些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有些是政府工作中的缺點和不足造成的。”改革是中國的經驗，更是明天的選擇。譬如《日本經濟新聞》就認為，維持7.5%的增長目標傳遞出的政治信號是，為實現可持續增長，中國政府將重視改革。關于改革的歷史定位，政府工作報告有了新的認識，一切問題，“根本上還要靠深化改革，靠改革釋放民生紅利”。這就不僅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的關系”、“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推進戶籍制度、社會管理體制和相關制度改革”、“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等，更要“切實加強政府自身建設，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發展任重道遠，改革箭在弦上。

在政府工作報告里，有著全體國民的壯麗中國夢。要讓夢想成真，用溫家寶總理的話說，就得“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用實際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

經由多年的實踐，人大代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差不多形成一種特有的話語修辭風格。大家不約而同地使用“振奮人心、求實親民、創新開拓”等形容詞來指稱政府工作報告。這在代表本身可能認為是理所當然，但經由媒體的不斷重復與放大后，社會大眾聽覺上會感到枯燥乏味，在心理上則會認為人大代表只是歌功頌德，未盡審議監督之責。

人大代表的特殊語言風格何以如此，揆諸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代表的智識缺陷與信息閉塞。一篇政府工作報告的出爐，是結合了各方智慧、群策群力的結果。其間要經過反復的醞釀討論、協商調查、斟酌修改。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因要反映治國理政的大政方針，則會顯得更加慎重。報告的內容關涉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外交等諸多層面，議題廣泛，容量深大。單個代表面對如此報告文本，在智識和信息享有方面都難與比肩，因此審議起來由衷稱贊當然是情有可原。政府工作報告主題基調是施政的工作總結和政策指導，罕見具體的資源配置和項目分配，此種較為宏大的敘事結構，也增添代表批評監督的困難。

第二，代表基于政治正確的策略考量。人大會議劃分為全體會議、代表團會議、小組會議、主席團會議幾種類型。報告審議僅在小組會議、代表團會議兩個層面展開。贊揚為主建議為輔是基本的話語敘事風格。在此種情形下，代表仍然放言批評，實需極大智慧與勇氣。

第三，“懶人議政”的話語套路。有專門的人大研究專家做過分析測算，現有規模龐大的人大代表群體在局促的會期之下，每人所能均分的發言時間其實不過十多分鐘左右。故有諸多代表多年與會卻一言不發，并非咄咄怪事。短暫的兩個星期左右會議，有政府報告、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報告、財政預算報告、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兩院工作報告等六項報告需要審議，此非代表的心力所能承受。因此有代表礙于職責之約束，便以官話套話敷衍了事。

第四，代表結構造成的表達限制。人大代表主要為兼職代表，會議結束之后各有自己的本職工作。黨政官員占全部人大代表的比例高達34%。如果加上企業、事業單位、軍隊中的官員，則官員比例幾乎高達60%以上。在這樣一個代表的身份位階明顯不同的代表大會中，發言者自然會謹慎有加。

社會多元、利益的分化，使大眾對人大的民主性期待日趨高漲。一個只是表揚而不能批評的代表，會極大偏離于社會大眾對代表參政議政的角色期待。如何根據時勢變遷，實現人大制度設計初衷中的權力機構本色，已成為當下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中的一項急務。

（作者系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中國的發展不在于經濟增長率有多快，而在于“天下大治”的時間有多長。

“天下太平”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美好愿望。只有天下太平的“大治之世”，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只有天下大治，國家才能繁榮昌盛。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人民對戰爭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國人民怕的就是動蕩，求的就是穩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

十八大之后的這次全國兩會，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持續進入“大治之世”的重要里程碑。從當今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一個國家的發展能否持續、是否成功，取決于多種因素，但最關鍵的仍然是政治因素。“天下大治”是最大的國家公益性產品。

所謂國家公益性產品，是指在全社會范圍內，提供能夠促進和保護全體人民福祉、利益所需的產品和服務。這一概念包括如下含義：一是指提供的范圍，是全社會而不只是局部社會范圍；二是指提供的對象，是全體人民而不只是部分人民；三是全體人民的福祉，既是個人福祉的總和，也是社會福祉的總和；四是全體人民的利益，既是近期的利益，也是長遠的利益，既是重要的利益，更是根本的利益。國家公益性產品關乎全體人民的福祉和利益，沒有它，所有人的福祉和利益都受損。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

對中國而言，國家的獨立與統一，民族的團結與繁榮，天下大治與和諧社會，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文化傳承與文明復興等等，都是典型的國家公益性產品。與公共產品的有形、具體、局部不同，國家公益性產品是無形的、抽象的、整體的公共性產品，如同看不見、摸不著的新鮮空氣，不僅每個人都離不開，還需要我們更加珍視、愛惜、保護。

為什么說“天下大治”是最大的國家公益性產品？因為它保障一個國家長期、可持續、穩定地實現現代經濟增長，成為發達的現代化國家。如果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是現代化時間的函數，不如說是該國“天下大治”時間的函數。在1870—2008年的138年時間里，瑞典和美國人均GDP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2.11%和1.86%，才成為今日世界最發達、最現代化的國家。

如果從改革開放算，中國進入“天下大治”時代已經持續了30多年，人均GDP年平均增長率高達8.8%，遠高于瑞典和美國的人均GDP增長率。不過這一時間，相對瑞典200年“天下大治”的時間，只有1/6左右；相對于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后的147年“天下大治”的時間，也只有1/4左右。如果中國再持續30多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就會成長為世界高收入國家、世界最發達的社會之一。所以說，中國的發展不在于經濟增長率有多快，而在于“天下大治”的時間有多長。前者是果，后者是因。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將“天下大治”視為中國最大的公益性產品。它屬于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個人利益要服從全體利益，個人的小道理要服從國家的大道理。十幾億人口的中國是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在中國，誰是國家公益性產品的提供者呢？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這是他們的主要職責、重大任務。正是他們能夠有效地提供“天下大治”這樣的最大國家公益性產品，才使得中國迅速發展起來，13億人也會共同富裕起來，一起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教授）

對不少外國老百姓來說，“兩會視角”還是中國經濟發展將給自己帶來多少好處。

亞太股市5日普遍上揚。市場人士分析稱，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傳出利好消息，投資者受到鼓舞。兩會舉足輕重的全球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市場的“鼻子”是最靈敏的，往往可以以極快的速度捕捉到利好或利空。5日的利好消息主要由兩個因素構成：一是中國將繼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二是中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二者均表明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前景明朗。

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大背景下，這樣的利好消息實在是令人振奮。“中國好，世界就好”——這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英國牛津大學卡爾·格斯教授所著的一本同名暢銷書。

兩會牽引全球目光，各國媒體的觀察視角有很多，中國經濟走勢仍是焦點。對于不少外國老百姓來說，最關心的還是中國經濟下一步對世界經濟產生的拉動作用有多大，能給自己帶來多少實實在在的好處。

“中國消費市場對全世界的影響，猶如墨水滴入水面，隨著漣漪的擴大，影響層面愈來愈廣，愈來愈廣……”卡爾·格斯教授的這段話很形象，寓意也很深遠。

過去五年，中國宏觀經濟總體上保持增速平穩較快、物價相對穩定、就業持續增加、國際收支趨于平衡的良好態勢，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3%，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提升。當越來越多的人搭上中國這趟快速發展的列車，他們未來的福祉就與中國的發展聯在一起。這就是當今中國與世界關系最真實的寫照。

“關注中國的變化，也是關注世界的變化”。

兩會成為世界各大媒體的熱詞，這一切都給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的“中國大趨勢”提供了新的注腳。

兩會，再次彰顯中國故事的熱度和魅力。

中國的發展進入最考驗耐力的相持階段，調整呼吸、保持節奏至關重要。

政府工作報告，可說是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年鑒。一個國家的前行，就刻印在這一圈圈年輪中。

今年兩會，政府換屆、代表委員履新，政府工作報告尤具總結性、標志性。這份報告，承接過去、謀劃未來，把它放在更長時段內考察，與5年前、10年前的報告對讀，在那些似曾相識卻又悄然變化的總結中，在那些雄心勃勃卻又腳踏實地的目標下，在那些不斷重申卻又曲調翻新的問題里，或許能對中國的發展，進行一次帶有縱深感的解碼。

翻開10年來的政府報告，能明顯感受到前行中的“爬坡過程”。比如，2003年，新農合還在試點；2008年，社保要“擴面”；到今年，社保的目標已經是全覆蓋基礎上的“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了。實際上，從教育到醫療，從收入分配到環境保護，莫不能看到這樣一個連續的發展進程。點滴推進、日拱一卒，回頭再看，已是萬水千山。

即便是一些老問題，也有了全新的內涵。以每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會強調的“三農”問題為例，2003年農民增收還停留在“減輕農民負擔”的要求上；5年前，農民增收渠道拓寬，生態農業、農業產業化、勞動力轉移等，多管齊下；而到今年，更多強調保障農民的財產權利，調動農民積極性，“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鄧小平說過，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不過，從減負到增收再到保障，這是螺旋上升之后，滿足更高層次需求、進一步發展需要的問題了。

如果把中國的發展比喻成賽跑，現在已進入最考驗耐力的相持階段。這個時候，調整呼吸、保持節奏至關重要。這10年來，經濟結構的調整始終是個重要命題，不管是改造傳統產業，還是控制固定資產投資，或是進一步發展壯大服務業，最終目的都是“健康發展”。同樣，從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到深化機構改革、完善監督制度，政府職能也在轉變中不斷深化、完善。可以說，政府工作報告劃定重點、制定規劃，就是為了能讓偌大的中國，在奔跑中不斷調整呼吸，最終跑得更穩、跑得更遠。

現在，整個中國發展的勁頭很足、步子很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公眾對政府的工作期待很高，這可以理解。然而，分析這些政府工作報告也可見，發展不能一蹴而就，想在朝夕之間解決問題更不現實。昨天開始治理污染，今天就要綠水青山；昨天還有兩億農民工，今天都要變成城里人，這不符合認知常識，也有違發展規律。也正因此，在面對問題時，需要砥礪前行，同樣需要時間、需要耐心，需要更多理解和支持。

有人說，中國的問題很多時候就像“太平洋里打雞蛋”，投入再多，也抵不過盤子大。更何況，群眾還有“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正因此，即便政府工作報告年年能交出好成績，我們的基本國情、主要矛盾卻還是沒有變。正如全國政協委員、貴州師范大學副校長謝曉堯所說，既不能盲目追求“畢其功于一役”，又要能“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這才是適合我們發展的節奏。

面對代表，作報告的總理會說“請審議”。的確，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也是人民對政府工作的“年檢”。在報告記錄下來的不同時間切面上，我們能發現一個國家的變與不變，能感受億萬人民前行中呼吸的節奏，更能聽到“中國夢”一步步漸近的足音。

兩會是民意、民聲、民情匯集的平臺，這個平臺上代表、委員們的一言一行，背后都是處“江湖之遠”的公眾需要上層關注到的最真切的現實。在這里，人人都可暢所欲言，但一項最基本的要求不容忽視，那就是，表達必須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無私利的表達。如果在其中夾帶私貨，便成了為一己私利博出位、搶地盤的場所，這不僅和兩會召開的本旨相悖，也辜負了億萬民眾殷切的希望。

以往兩會上，經常能見到代表、委員之間互贈土特產，雖說幾包茶葉、幾袋干果看上去微不足道，但這些形式上的禮尚往來卻無形中壓縮了本應可以用在完善議案和提案、小組討論的時間，而且讓公共平臺變了味兒。值得慶幸的是，這種利用土特產“插播廣告”的形式，已經得到了有關方面的重視，今年兩會號召節儉新風，會議指南的最后一頁就寫明了紀律規定，代表、委員之間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禮品，包括土特產等。

如果說，夾帶些土特產做廣告，是兩會上插播廣告的低級形式的話，那么有些企業家借議案或提案之名，為本企業謀私利；有些地方官員借兩會之際，在會議上哭窮做戲，讓會場變成為地方贏得資金投入的秀場，則無疑是插播廣告的高級形式了。

以企業家代表、委員為例，基于自身從業經驗出發，為本行業鼓與呼，反映行業問題，本來是好事。讓內行人說內行話，也是借兩會平臺，發出好聲音，提出優秀議案或提案的前提。以蓬勃發展的互聯網行業為例，今年就有不少互聯網“大佬”級人物參加兩會，其中馬化騰建議政府應支持科技企業建設金融平臺；李彥宏建議取消公共場所無線上網個人身份認證。但也有一些議案或提案被認為是在以公謀私，打擊競爭對手。例如某企業掌門人提出加強電商征稅，監管VIE。把商場決戰之地挪到了兩會會場，這肯定不是公眾希望見到的履職方式。

兩會召開的目的是更多地傾聽民意，讓更多的公眾意見走入兩會殿堂，讓國家決策層與公眾形成互動。在這里，各位代表、委員參政議政才是本職，為民眾代言，要有公心，要分清小我和大我。不妨少打“插播廣告”的小算盤，多點為民謀利，關注自己的議案、提案或建議是否有療效的大謀劃。

數桿錄音筆指向嘴邊，相機閃光燈晃得眼暈……每到兩會，總會出現某某“明星代表”或者“明星委員”被追捧的場景。今年也不例外，莫言不言，下自成蹊；姚明有名，圍者如堵。

而有些面生的代表委員就沒有這么好的“待遇”了，乏人問津，獨自來，默默去。這不應該。能成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人，都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有思想，有故事。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是因為“明星代表委員”確實有很多新聞點，但恐怕也跟有些記者的工作習慣有關：“圍堵”平時就臉熟的，或是跟風湊熱鬧。

作為“上會”記者，筆者跑的是政協的經濟界，這個界別有151位委員，其中大部分都很低調，平時很少拋頭露面，面生。于是，根據網上的公開信息，筆者準備了一份各位委員的信息材料，包括姓名、身份、年齡、曾見諸媒體的觀點、所在單位或者公司等等，并配上一張照片，然后就可以“按圖索驥”了。

這不，在北京會議中心的走廊里，迎面走來一位委員，筆者一看，面熟，一想，喔，是那位來自東北的養豬企業家。趕緊拉住他，問問他對食品安全的看法，聽他聊聊養殖企業的難處，順便打聽一下什么樣的豬肉最好吃。

代表委員每個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每個人都對各自領域有獨特的見解，每個人都帶著平時的思考和調研的成果。面對這樣的新聞富礦，記者只要經過了認真準備，那么不管是“遭遇戰”，還是“陣地戰”，都能充分挖掘出代表委員的真章。如此一來，代表委員認真履職，記者認真準備，共同營造出相得益彰的氛圍，兩會的價值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傳播。

只要用心，每個代表委員都是“明星”。獨家新聞有時并不在現場，而是在記者的腦子里。

從“城鄉人均住房面積增加2.8平方米和5.5平方米”，到“過去5年GDP年均增9.3%”；從“居民收入增長連續5年超8%”，到“已實現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全覆蓋，扶貧標準提到2300元”，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很務實。一個個如數家珍的數字，見證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見證著民眾權利和福利保障的增長，體現著社會的進步，以看得見的方式闡釋著人民分享著的改革紅利。雖然有些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但客觀地看，我們都是改革的受益者。

絕大部分人從改革開放的蛋糕中切到了一塊，是經濟增長的受益者。即使作為最底層、最弱勢的農民和農民工，也是實際上的受益者——社會保障得到了更廣的覆蓋，工資增長也擴展到了他們。既然如此，為何一種“無受益感的怨憤”卻彌漫于社會中，尤其是在情緒化更加濃厚的互聯網上，這種情緒更被放大。這就形成了一種貌似矛盾的現象：數字統計上明明普遍受益，從網絡輿情看，卻流行著普遍無受益感的情緒。

問題出在哪里呢？

首先可能是網絡輿論傳播的規律，好消息、好心情的傳播是算術級數的，而壞消息、壞情緒的傳播卻是幾何級數、爆炸式、傳染病式的。受益的人，很少愿意公開表達自己的受益感，尤其在充滿著仇富暴力的網絡中，人們更愿意相信“悶聲大發財”。而不滿的人，更愿意通過傾訴和抱怨發泄情緒。于是“無受益感的怨憤”主導了互聯網這個輿論場。加上非理性情緒的推波助瀾，這種怨憤可能傳染到每個人身上。而網絡又是一個放大器，將人們的上述感覺無限放大并形成一種主導性的情緒。

當然，更關鍵的問題出在分配不公上。多重不公的存在，讓實際上的受益者也涌動著一種“相對被剝奪”的郁悶，總是覺得自己未能受益，甚至是受害者。很多代表委員都談到了這一點，比如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說，是分配不公滋生著“錢包鼓了卻心理還不平衡”。

就拿養老金來說，企業職工這些年的養老金其實一直在增長，甚至連續漲了九次，漲的幅度也還算高——企業職工應該是受益者了？可一項調查顯示，絕大部分企業職工對增長都很不滿。主導著人們受益感的，不僅在養老金簡單的數字增長，而在于比較。養老金雙軌制的存在，始終讓企業職工感受著看得見的強烈不公。雙軌制不廢除，漲得再高，也很難有受益感。

養老金雙軌制只是中國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從教育、醫療到住房，福利上的雙軌制和多軌制隨處可見。每每提到社會福利增長，政府喜歡使用平均數字來彰顯發展，可抽象的平均數字能說明什么呢？“被平均”常常成為人們表達自我擁有與平均數懸殊差異的自嘲。每每提到社會發展的時候，政府也習慣用現實與歷史對比來凸顯進步，可民眾往往不會這樣比較，而是會跟同事、鄰居、同行甚至外國比。

所以，相比數字的增長，人們也許更看重公平的增長。人們的受益感，也來自于公平的規則。還是回到養老金雙軌制的問題，不公平的制度制造著普遍的受害者情緒，沒有人覺得自己是受益者。與機關相比時，事業單位覺得不公平；與事業單位相比時，企業覺得不公平；與城里的職工比較時，無處養老的農民工當然有理由怨憤。不同地方的機關之間，事業單位、企業單位之間，比較中都會產生類似的感覺。一個公平的社會，肯定是一個怨憤較少的社會，因為即使是弊端，也是大家一起公平地承擔。這就是為什么人們明知道高考有那么多弊端，目前卻還力挺高考的原因，是為了捍衛最底線的公平。

應該讀懂人們對公平的期待，確實，中國每個人至今都仍在分享著改革的紅利，我們都是受益者，但贏得民心，還必須讓人們“公平地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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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評論熱詞：2013年全國兩會

政府工作報告里書寫著壯麗“中國夢”

改善民生需站在更高緯度上

誰來幫人大代表看懂“國家賬本”

換屆之年，這一串擴大民生投入的數據，無疑也是“民生優先”理念的“接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民生投入，無疑是改革的重要路徑。

昨日，溫家寶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關于社會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依然十分亮眼。

有一系列數字為證——目前年度財政性教育支出總額已經超過2萬億元，今后還要繼續增加；今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繼續提高10％；新農合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財政補助標準提高到280元；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標準提高到30元；要繼續加大“三農”投入……

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無論是總量，還是人均，均保持著持續增長。“民生紅利”就蘊藏在這一串串翔實的數據中，蘊藏在這些數據的變化軌跡里。以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而言，2004年，人均還只有每月700元，到了現在已升至1721元。

讓每一個人都能切實感受到社會的變化，分享現代化的紅利，既是政府的責任所在，也是民眾的正當權利。

尤其是縱向來看，從以往的“GDP至上”到這些年來的“民生優先”，乃至適度普惠的社會福利制度安排，這樣的轉型來之不易，值得格外珍視。

一方面，這一轉型體現了政府執政理念的主動求變，回應民眾關切。盡管個別地方某種程度上依然存在“調高增速”的政策傾向，但從整個發展的語境看，“科學發展”理念之下，不再強調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經濟增長，則是毫無疑問的共識。

另一方面，這一轉型也與民眾及輿論這些年來持續不斷的追問與表達有關。全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改變以往補缺型的社會福利……可以說，強調民眾權利的訴求表達，以及政府與民眾在這一問題上的良性互動，共同推動了社會共識的達成。

當然，客觀地講，盡管變化明顯，愿景美好，但未來在改善民生方面仍面臨著諸多嚴峻挑戰。環境污染、房價畸高、好的學位難求、貧富差距加大等，若不及時破解這些問題，必然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困擾，甚至會部分抵消已取得的發展成就。

政府工作報告對此也有闡述，“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不少，部分群眾生活困難”，這些民生問題解決得好不好，關乎民眾的生活福祉。

因此，必須持續不斷地釋放“民生紅利”，并切實推動社會福利轉型，讓民眾感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幸福感。

具體而言，要從資源稟賦的高度認識“發展主義”的局限，下決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繼續踐行民生至上的發展理念，以改革釋放民生紅利；要通過法律制度的形式來保障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增量投入，以實現可持續、制度化。

換屆之年，這一串擴大民生投入的數據，無疑也是“民生優先”理念的“接力”。“民生數據”指引著未來幾年的發展，要“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民生投入，無疑是改革的重要路徑。

對新任代表委員而言，面對民意的新期待、自身的新角色，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隨著政協、人大會議的相繼開幕，中國進入“兩會時間”。

兩會通常被視為觀察中國的一個窗口，也是彰顯中國民主法治的一個平臺。今年是十八大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兩會，是新一屆人大和政協的第一次會議，也是“城鄉平權”選舉后的第一次全國人代會。2987名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有2/3是新任代表；2237名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新委員達到1080名。對新任代表委員而言，有兩個“新”字，讓自己參政議政的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第一個“新”是民意的新期待。兩會年年進步，民意不斷成長。隨著人們的訴求越來越多元，調和鼎鼐的難度在增加；隨著社會民主意識日益提升，人們評判的眼光也越來越犀利。時至今日，社會公眾已經不再滿足于表態式的批評、口號式的建議，更加看重議案、提案的水平質量。因此，人們期待代表委員能夠更好讀懂民意，更好履職盡責。

社會保障、反腐倡廉、乳品質量、住房價格……公眾關注的許多話題并非新問題，但包含了他們的新期待。解決問題，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人們期盼，老問題的解決能有新的實質進展。代表們既有宏觀的把握，也有切實的思路；既指點江山，更老成謀國；既有旁觀者清的視野，更有主人翁的擔當。他們通過積極履職，把群眾的關切，轉化為治國理政的具體思路；將人民的心聲，上升為未來發展的國家意志。

第二個“新”是自身的新角色。正如一名政協委員所言，“在這里，沒有官銜、地位、財富、名氣之分，平等的身份給予了所有委員同等的權利，這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的獨特民主性”。政協委員如此，人大代表亦然，不僅需要反映其所在地區、行業的訴求，也需要從全國角度思考問題。無論代表還是委員，頭銜不僅是個人榮譽，更是公共角色；表達有個性，但更有責任要求。既深思熟慮，又善于表達；既有基層視角，又有國家視野，才能找到社會的公約數，聚集發展的正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兩會，“兩升一降”等代表構成方面的變化，讓人們對來自一線的400多名工人、農民代表充滿期待。基層代表往往有著豐富的基層生活、工作經歷，對諸如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問題，有著最直接、真切的體會，他們積極主動地反映民意，有助于我們把握一個真實而復雜的中國。“雖然我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但是我知道全國人大代表意味著什么，那是一種責任，是要我們把基層老百姓的心聲帶到會上去的。”這是基層代表彭偉平的心聲，令人欣慰，也讓人期待。

在過去的5年里，胡小燕等3名農民工第一次走進人民大會堂，全國人大第一次在網站上鏈接各代表團主頁，全國政協第一次公布政協委員基本情況……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就體現在這一個個“第一次”中。我們期待，今年的兩會，能聽到代表委員更多的“好聲音”，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誓師會”，成為實現“中國夢”的新起點。

凝聚起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力量

?? ?——熱烈祝賀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

春天是生機勃勃的季節，也是滿懷希望的時刻。今天，肩負人民重托，心系百姓夢想，近３０００名全國人大代表齊聚人民大會堂商國是、議大計，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拉開大幕。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們對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

黨的十八大開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征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奮力開拓改革發展新局面，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激蕩著１３億人的新期盼。這樣的時代背景，使得這次會議承載著更大的期待。怎樣把黨的主張、人民意愿凝聚為國家意志，如何以實干托起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舉國關注，舉世矚目。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國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至關重要。回顧過去的５年，從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到創新監督形式、讓人大代表更有效地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全國人大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證明，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沿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軌道穩步前行，就能夠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巨大優越性，不斷推動社會進步，增進人民福祉。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越是接近夢想，前進的路就越是艱辛。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臨著發展方式的轉變、改革深水區的挑戰。在走向復興的關鍵節點上，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治優勢，發揚民主凝聚攻堅克難的合力，推進法治提升治國理政的成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就能不斷向前發展。

人民代表大會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重要機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近３０００名全國人大代表來自各地區、各民族，活躍在各領域、各方面，善于從人民的實踐創造中汲取智慧，從人民的發展要求中獲得動力，就能更好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力，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動員和組織億萬人民以主人翁姿態積極投身現代化建設。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精神是文明社會的穩固基石。黨的十八大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出了新要求，全國人大在法治建設中責任重大、任務艱巨。一手抓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一手抓依法監督實施，就能更好發揮全國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作用，形成推進依法治國的強大動力。在新的起點上，繼續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進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就能實現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促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為改革發展、長治久安提供更為堅實的基礎。

滿眼盡看三月喜，舉頭已覺千山綠。２０１３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屆一中、二中全會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十二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履職的第一年。全國人大代表們肩負著全國人民的重托，這是信任，更是責任。相信全國人大代表一定會增強大局意識、人民意識、責任意識，依法行使職權，把這次會議開成民主、團結、求實、奮進的大會，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在這個交織著希望、焦慮、夢想、喧嘩和躁動的改革時代，在我們每個人在經濟的高歌猛進中充滿力量和信心的時候，無力感也會不時向我們襲來。平平安安什么事也沒有，會感覺很有力量，一旦“攤”上什么事兒，需要尋求解決之路和治理之道時，可能就會產生某種無力感。

比如好幾位代表委員在接受采訪時也談到了“無力感”。一位就某個“老大難”問題連續提了好幾年議案、并曾宣稱屢沉屢提絕不氣餒的人大代表，如今也有了疲勞感——相關部委禮貌卻敷衍的回應讓他很不滿意，“斗”志昂揚的他也無力了。

不僅是代表委員，這種無力感潛伏在很多人身上。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一面是很多人在創富時渾身充滿著無窮的力量，一面是遇到問題，有時又感覺求解無方、求告無門、維權無徑，有理無處講、有力無處使。

相信很多為“解決問題”而奔忙的人，體驗過這種無力感。面對一些老大難問題，甚至連一些官員也會感到無力。此次兩會，被媒體逼問奶粉安全問題，談到市民對安全奶粉的擔心時，工商總局局長都快落淚了——淚水中可能有愧疚，可能也有作為主管者對社會痼疾的某種無力。

怎樣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呢？在現代民主社會，當然不能寄望于包公，而應依賴良法的權威。如果“法治市場經濟”能真正建立，法律成為一個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切均依法而行，公權力被馴服于法律之下，權利就有了力量。無力的實質在于權利的無力，而法律是權利的保護神。法律至上，能讓做生意的人有穩定的利益預期，讓守法者得到法律的保護，讓平民的私宅“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人們對新一屆領導集體最大的期待，就是想找到一個有力的支點——改革真正地行動起來，才能給人們以力量。

當然，有時候我們身上的無力感，也源于我們的消極、惰性以及被互聯網上的負面情緒傳染的悲觀。正如那句常被人引用的詩句所云：你怎么樣，中國便怎么樣；你是什么，中國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國便不黑暗——如果我們選擇相信作為公民的力量，就不會那么無力。

讓無力者有力，自然也依賴于公民在行動中的自信。本報十八大代表劉萬永的一句話頗有深意，當有人問他參加十八大投的那一票有沒有用時。他說，如果我那一票就能決定什么，那就不是民主了。我明白他的意思，民主是多數票決，累積起來就是力量。投票者需要有這樣的自信，突破無力的焦慮，需要這樣的公民自信。

公民行動起來，就會超越和擊敗那種無力感。比如霧霾來襲的時候，我們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政府，然后“坐等”藍天白云，必然無力；但假如我們自己首先行動起來，過低碳生活，向自己的內心灌注正能量，就不會悲觀和無力；比如反腐敗反行賄，整天盯著那些此起彼伏的腐敗案，必然產生無力感。假如你一邊反腐敗，一邊在遇到問題時去選擇行賄的方式解決問題，無力感就更加強烈。但如果你像王石那樣“堅持不行賄”： 他說他做企業這么多年來，從來沒有向官員行過賄——就在內心找到了一種力量的支撐。我對身邊這些積極行動的公民充滿敬意，行動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