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龍一塊地7年沒批完的遭遇，之所以引圍觀，就是源于公眾對其指涉的“審批沉疴”，有切身體感，也堆積了不少怨憤情緒。

昨日上午，成龍在政協小組討論時說，“我給別人的印象感覺我在中國內地很有辦法，其實我根本沒辦法。我有一塊地在內地，各種手續都辦不下來，這個部門把我推到那個部門，推來推去，快8年了，都沒辦完手續，我準備放棄了，不要這塊地了”。

長久以來，辦事難廣受詬病。但因為是在“兩會”場合從著名影星成龍的口中說出，因此又有一絲特別的滋味。連成龍與政府部門打交道都要經歷“七年之難”，可以想象，普通老百姓平常辦事又需承擔多少困難。

成龍很坦誠，聲稱自己不想給人留下有特權的印象，因此“不走后門”。但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需要經歷各種手續，各種公章的“認可”。最后只得感嘆“沒有辦法”、“準備放棄了”。這也道出了多少辦事難的無奈。

實際上，辦事難的原因無外乎有如下幾點：其一，部門職能重疊。一些政府機構雖然表面看“面孔”不同，但細細看來其公共服務卻有重疊之處，導致老百姓辦事需要幾頭跑；其二，職能部門愛好“踢皮球”；其三，把機構利益看得過重，舍不得放權。辦事過程中，原本可以省去的一些程序和環節，愣是拽得緊緊的，非要用一個公章、一個簽字、一個手續來加以“欽點”。

而成龍一塊地“7年未批完”，不過是個典型案例。它折射的，無疑也是審批冗雜、流水線長的深層痼疾。而這其中，究竟有無故意作梗的現象，有無審批腐敗，都需要追問。某種程度上，成龍遭遇圍觀，就是源于公眾對其有切身體感，所以產生共鳴。

而治理之方，說來說去，還在于加快簡政放權工作，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也破除各部門間存在的利益藩籬。只有程序簡化了，審批腐敗機會被剝離了，審批馬拉松才能被終結，而成龍的“七年之難”，才不會成一個晦暗標記，標注在行政工作的肌體上。

□李松林（學生）

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只要讓處長們把手中的權力拿出來曬一曬，讓辦事人對經辦人員的辦事效率評一評，必然切斷處長們將權力變現的暗道。

兩會代表熱議行政審批改革，“處長經濟”“科長經濟”成熱點話題。有代表說，一個處長、科長就導致一個項目拖了很長時間，或者拖黃了的事，太多了。代表中一位廳級干部說：“我有時也會為一些項目請這些有行政審批權的處長們吃飯，送點土特產搞好關系，很無奈。”

能逆轉下級請上級這樣的“官場潛規則”，看來“處長經濟”“科長經濟”確實能量不小。按照行政職級來看，科長、處長職務不算高，但很多時候誰都不敢拿他們不當干部。一方面，部門決策權雖不在處長手中，但作為決策后的具體執行者，處長的執行權不容忽視，快辦還是慢辦，全辦還是部分辦，都得看他們怎么辦。另一方面，作為上傳下達的關鍵一環，他們往往承擔著文件起草、審核材料等基礎工作。向上，他們的意見分量不輕；向下，又直接面對辦事人。卡住了“閻王好見，小鬼難求”的關鍵位置，自然有擺架子、逞官威的資格。有了這兩方面“特長”，“處長經濟”就有了基礎。曾有人稱，某些部委成了“部長領導下的處長負責制”。也正因為此，處長往往成為“跑部錢進”的重點關照對象。

名義上權力不大，手中卻掌握了實權，發生廳官要請處長吃飯的事情不難理解，這是應了那句老話：縣官不如現管。而在處長面前競折腰的絕不止廳官，有企業界人士就感嘆：“在落后地方，老板再大，一個處長都能把你搞死。”

當然，要搞死人的處長不多，但堪稱搞錢能手的處長卻不少，以至于與“處長經濟”聯系密切的“處長貪腐”，儼然成為了小官大貪的典范。曾任河南省教育廳財務處處長、審計處處長的馮哲落馬時，被查出受賄200多萬元、800萬元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財政部企業司綜合處原處長陳柱兵受賄案，檢方指控其非法收受他人財物2400多萬元……這些數字提醒我們，反腐打“老虎”固然重要，但更多腐敗還是發生在“蒼蠅”身上，很多“老虎”也是從“蒼蠅”進化而來。論職級，科長、處長確實是“蒼蠅”，但掌握了關鍵權力，處在了關鍵位置，也可能出現“蒼蠅猛于虎”的現象。

其實，“處長經濟”并非處長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根源還是手中把持的權力用于尋租變現，從而形成超越職級的“怪胎”。而要打破“處長經濟”，遏制小官大貪，也該從規范權力運行入手。行政審批改革推進以來，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已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今年還將加碼。通過改革，能取消的取消，該下放的下放，備案能行的就不必報批，集中在部委、省廳的審批權少了很多。改革的前進方向，正是要鏟掉“處長經濟”的生長土壤。

然而，還有很多不能下放的審批權力，還有一些工作必須由處長執行，怎么辦？權力并非等于腐敗，只有絕對的權力才可能滋生腐敗。行政審批改革提出要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一律向社會公開，清單之外的一律不得實施審批。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只要讓處長們把手中的權力拿出來曬一曬，讓辦事人對經辦人員的辦事效率評一評，必然切斷處長們將權力變現的暗道。

今年兩會上，無論政府和“兩高”的工作報告，還是代表委員的議政建言，“依法”都是反復出現的一個詞。這體現了一種法治共識，也強化一項治理標準。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對領導干部來說，如何衡量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除了看能不能依法辦事，還要看愿不愿依法辦事、敢不敢依法辦事。

換句話說，一事當前，是先想到法治方式，還是法外手段？處理矛盾，是只想著息事寧人，還是捍衛法律尊嚴？面對壓力，是只顧四處討好，還是堅守法律底線？調整利益，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還是堅持一碗水端平？

這些問題，似乎都是底線要求，但換個角度，則體現了一種擔當精神。“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領導干部要敢于擔當”，在中央領導多次強調“擔當”的語境中，依法辦事應該成為最醒目的度量衡。

現在有種現象，一些地方遭遇負面新聞，不問青紅皂白，就火速免職干部，以此平息輿論；不管是非曲直，只希望花錢買太平，趕緊捂蓋子滅火；不顧合法與否，在“強者”“弱者”的概念下，主觀偏袒一方。這種做法看似高效，卻忽視了“法治是最大的公共利益”，也導致了法律公信力的下降。那種“信訪不信法”的思維，那種“有律法沒辦法”的尷尬，那種“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疲憊，莫不與此有關。不信法律，談何法治？

實踐中，經常會有類似的辯解：“如果樣樣都依法，我們就會一事無成。”在有些人看來，法律程序繁瑣、限制太多，許多“急病”等不得慢郎中，還不如土辦法管用。因此，即便是“依法辦事”，也不過是做一套法律的面子，操作中還是人治的里子。尤其是推進改革，許多人還停留在“闖紅燈”的慣性思維中。決策不依法、遇事不講法、辦事不守法，有認識能力的問題，更有思想態度的問題。

“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是最近一個流行詞，也可以用來分析上述問題。許多時候，不依法辦事的背后，是一種精巧的利益考量。行使依法不該行使的權力，往往是為了謀求不當利益；逃避依法應該履行的職責，常常是為了降低自身風險。然而，合意依法、不合意違法，倘若都是機會主義，何來法律信仰？寧愿不干事，唯求不出事，倘若都搞明哲保身，何來鐵面執法？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倘若都不敢堅持原則，何來法律權威？

當然，強調依法辦事的擔當，也要有依法平安的保障。一方面要樹立導向：比如，“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另一方面要明確后果：比如，“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各級組織部門要把能不能依法辦事、遵守法律作為考察識別干部的重要條件。”對不作為亂作為的懲戒，給敢擔當敢負責的撐腰，才能打消“站得住的頂不住、頂得住的站不住”的顧慮，讓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更多干部身上生長。

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治的實現離不開擔當。“規章只不過是穹隆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后構成那個穹隆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當更多人在領導干部依法履職中堅定法律信仰，當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為普遍選擇，法治中國才有希望。

——深化改革看兩會④

最迫切的思想解放就是尊重規律，讓科學的事情科學辦；最需要的支持就是簡政放權，讓科研力量得以輕裝上陣，去搏擊技術變革的風浪。

“我們生長的時代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代”，技術創新每天都在帶來改變與驚喜。看著微信入眠，點擊打車軟件出行，打開手機看投資收益……正是感受著新一輪創新浪潮的澎湃氣息，九三學社的提案聚焦科技創新才更顯及時，互聯網金融、大數據等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才更有共識。問題是，創新潮流浩蕩而來，我們準備好了嗎？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解讀兩會關于創新領域的討論，這種印象分外強烈。神十飛天、嫦娥登月、蛟龍探海，高精尖的創新杰作，表明孕育了四大發明的中國人，完全有聰明才智打造一個現代的創新型國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面臨不少尷尬與困境。盡管我國科研經費年投入突破萬億元、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世界第一，但原始創新能力依然不強，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兩張皮”問題和孤島現象依然突出。大而不強、多而不精、研而不用，其實拷問的是：創新潛力如何釋放？創新活力怎樣迸發？其中的癥結又在哪里？

這段時間，不少代表委員都在追問：科研人員的時間都去哪兒了？“1/3跑項目，1/3開會，只剩下1/3時間在搞科研”，這樣量化而又富有現實感的答案，引起了強烈共鳴。

一個“跑”字，訴說著一些地方和領域中科研經費“誰跑誰得，有關系多得”的潛規則，項目申報“一盤菜端幾家，一個姑娘嫁多家”的亂象，評價機制“外行評內行”的悖謬，資源使用“有人跑錢苦，有人花錢愁”的怪現狀。也正是這一個“跑”字，一頭連著實驗室的試管，一頭連著辦公桌上的公章，于無奈之中，折射出行政主導干預、資源分配不公、學術權力化等頑疾。

“時間去哪兒了”，問出了科技、市場、政府之間的糾結與沖撞。正如全國政協委員盧柯等人指出的，管理部門既有管得太細、導演“拉郎配”的越位問題，也有對基礎研究、共性關鍵技術研究等重視不夠的缺位問題，還有急于求成、追求顯績的思想問題。愛因斯坦說過，搞科學研究，不能老在一個木板很薄的地方打很多洞，但就是不敢去碰那木板比較厚的地方。觀念上的功利病、管理上的官本位、機制上的僵化癥，何嘗不是創新之路上急需清除的絆腳石？又何嘗不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必須啃下的硬骨頭？

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為緊迫的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縛創新驅動發展的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從這樣的現實語境來反思，九三學社的提案看似“爆冷”，其實關涉深化改革的熱點與難點問題：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創新體制機制，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力量，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從建立創新活動的分類評價機制，到推進技術市場建設；從實現政府科研資金透明化，到國企考核與技術創新掛鉤，透視代表委員們的建言獻策，盡管各展所學、各有懷抱，但無不源于“抓住了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戰”的憂患、出于“向改革要動力、向市場要活力”的思慮。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今天我們推進創新驅動，最迫切的思想解放就是尊重規律，讓科學的事情科學辦；最需要的支持就是簡政放權，讓科研力量得以輕裝上陣，去搏擊技術變革的風浪。

“站在臺風口，一頭豬都能飛起來”，一位企業家的創業感悟，道出了企業發展“謀勢”與“做事”的辯證法。對處于轉型發展關鍵節點的中國來說，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也是當務之急。九萬里風鵬正舉，只有在改革中開掘創新活力的臺風口，讓“處處是創造之事、時時是創造之時、人人是創造之人”，那么順勢而為的創新力量，不僅能推動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更能把中國推向現代化的新高度。

網絡上流傳著許多調侃代表委員的順口溜，比如“人大舉舉手，政協拍拍手”等。事實上，我所見到的兩會上的委員，可遠不止“拍拍手”這么簡單。大家不僅爭相商討，熱火朝天，而且熱到一定程度時，會火花四射、甚至火星直冒，極端情況下的擦槍走火，我也曾親眼目睹。前兩天上午的小組討論，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幕。

王康委員開始就直言不諱地說，多數委員看懂政府工作報告沒問題，看懂另外兩個報告的人很少。而且，這兩個報告的詳細參考資料一個組40多人只有兩份，根本沒時間細看。能不能由政協出面，邀請財政部和發改委相關同志，發一個比較短的能看明白的東西？用書面或者講座的形式，讓委員們看個明白。

俞金堯委員指出，現在社會的透明度越來越高，民眾發表意見建議的渠道越來越多，信息來源非常廣泛，政協的很多優勢也相對沒有以前那樣明顯，比如有些時候，一些委員提案的影響還要借助于輿論監督。

栗甲委員這一屆從人大代表轉任為政協委員。他說，政協是個說話的地方，是個平臺。政協委員要把自己的話語權用好。魯迅說中國不缺說真話的人，但缺少說真話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平臺，就是環境，所以一定要有個寬松和諧的環境。他認為政協不僅是“說話的地方”，更應該是對話的地方。如果我們說話沒有對象，都是自己在這嘮家常，你對著說我對著說，開始時情緒很高，說著說著沒勁了。

君子和而不同。無論是贊揚還是爭論、批評，都出于對一個更加美好未來的期待。希望這些理性的碰撞與交流，能夠讓我們的思考更為深入，探索更為有力。

關注“全國兩會”系列評論之九

地方政府是否真的能夠擺脫路徑依賴、戒掉亂干預的壞習慣，有賴更多的配套制度和措施的同步出臺。

“政府如果讓你養豬，你養雞就對了。”3月10日，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岳福洪痛批當前一些地方政府違背市場規律過度干預經濟，造成一些行業產能過剩的現象。他回憶自己在當北京懷柔縣委書記時，一個生產大隊長介紹生產經驗，就一句話：“不聽話！政府讓我往東我就往西，政府讓我往南我就往北。”

這背后所折射出來的尷尬，大致可以這么描繪：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府十分自信，時不時地對當地經濟指手畫腳，自我感覺很好；另一方面，市場完全不給地方政府顏面，過度干預經濟，市場自然會扇他們的耳光，產能過剩就是地方政府“瞎干預”最直接的副產品。所謂“政府讓我往東我就往西，政府讓我往南我就往北”，說明不少市場主體已經充分認識到了地方政府的瞎指揮，以此作為“反向指標”來指導自己的經營決策。

一直以來，某些地方政府對市場管理太多，其出發點是“市場失靈”，認為市場難以實現自發的經濟均衡。而現在，這些地方政府屢屢違背市場規律，做出錯誤的決策，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則和“市場失靈”類似，是學術界和實務界越來越重視研究的“政府失靈”。正如岳福洪所言，“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幾乎是最后一個獲得市場信號，如果非要用行政決策去干預經濟，那肯定會出問題。”

盡管，對于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理論界確實也尚未形成完全的共識。但就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對經濟管理過度的現實而言，回歸市場、減少干預理應成為各界的共識。而實際上，新一屆政府履政一年來，簡政放權、減少干預也是指導全面深化各項改革的基本方向。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放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

這也從側面證明了，中央政府十分明晰眼下的現實：很多本應屬于市場解決的事情而政府插手了。實際上，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帶來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

所以，以理論和現實的雙重視角來看，對于中國經濟而言，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如何處理，不應該有什么爭議。不過，在思想認識層面形成一致并不難，關鍵是地方政府是否真的能夠擺脫路徑依賴、戒掉亂干預的壞習慣，則有賴更多的配套制度和措施的同步出臺。

比如，政績考核體系不改，地方官員自然還是會為了達到預期政績，難以避免“霸王硬上弓”的干預市場，繼續發展“鐵公基”等比較容易出政績，但卻已經產能過剩的領域。再比如，國企過多地涉足競爭性領域，就難免會不按市場規則出牌，還是為了政績追求“短期效應”。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以創新支撐和引領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顯然，創新驅動依賴市場效率的發揮，如果繼續由政府部門規劃市場，隨之帶來的是由他們主導創新，那么，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就很難由創新來驅動。故而，在曾經的基層官員，自嘲某些地方政府成為“反向指標”的時刻，進一步從制度配套上理順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今年兩會，公務員工資漲跌成了代表委員爭議的熱點。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公務員局黨組書記兼副局長楊士秋說：“公務員工資應該上漲，目前中央已責成有關部門調研。”（3月9日，新華網）

近幾年，全國各地施行“陽光工資”改革，但地方公務員的例行加薪并沒有因此停止。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反“四風”大幕拉開，公務員工資之外的隱性福利和灰色收入大幅減少，這才引來部分公務員“叫苦不迭”。事實上，當前各行各業薪資都在上調，不給公務員加薪好象也說不過去，然而，因何同情聲甚少，“吐槽”頗多？

由此看來，公眾逆返心理不容忽視。在目前的中國社會體系中，按農民、工人、干部來劃分人員身份，而公務員就屬于國家干部，管人，管事，自然高人一等。公務員是權力和尊嚴的象征。然而，當前官民互信雖然沒有完全對立，但卻非常薄弱，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魚水之情早已蕩然無存，基本的真摯與信任也讓官員的腐敗、無能日削月割得支離破碎。在這種前提下漲薪，遭遇“吐槽”也就不足為怪。

毋庸諱言，“基層公務員非常辛苦，他們處在第一線，同時由于職級層次決定其收入也比較低；部分公務員存在灰色收入，但這也不能把該現象與整個公務員隊伍，特別是基層公務員隊伍收入低混談。”筆者對此觀點贊同，筆者姐姐就是在最基層的鄉鎮的普通公務員，其收入低得可憐，且工作辛苦繁雜，時常沒有休息日。但是，這并不代表筆者支持公務員漲薪。實際上，公務員工作的技術含量很低，辦事效率雖與體制、制度有關，但與公務員的工作又何其輕松。

不過，話說回來，漲薪也是勢在必然。如何讓公務員工資更陽光，才是最重要的。筆者認為，要給公務員漲薪，反腐力度還要加大。習李新政以來，反腐工作引來陣陣喝彩。當前，各個單位公務員補貼中的“暗補”現象雖有所收斂，但絕對沒有完全禁絕。一些熱門有權的行業，例如稅務、財政、建設、規劃、政法、交通等，都應該公開其人員的收入構成，哪怕補貼一杯水，都要放在陽光下曬一曬。相信，經得起暴曬的收入，如果確實很低，民眾也不會忍心讓公仆們白白受苦受累。

另外，公務員漲薪也應該全國一盤棋。雖然，各地收入、支出水平不一，但老、少、邊、窮地區，曾經出現只漲工資單子，不增加實際收入的現象。還有一些地方，公務員收入看似增加了，但每年都強制他們捐出不等的工資。換算下來，他們的收入并沒有增加，如何保證工作的積極性？在那種語境下，恐怕想不腐敗，都難。因此，從國家層面研究，可否以高于各地平均收入水平的原則，給公務員工資訂下嚴格標準，并直接從國家財政進行支出，減少發放層級，將公務員漲薪的好事做好呢？

昨日，全國人大代表、國家煙草專賣局局長凌成興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央八項規定的頒布是煙草行業的“正能量”，市場目前運行平穩，高檔香煙價格出現下滑。此外，他個人認為目前煙草稅上調的可能性不大。（3月10日《北京青年報》）

幾天前，全國人大代表張大勇將吸煙與霧霾做對比，用數字得出“呼吸一年霧霾僅相當于吸50支煙”的結論，呼吁政府上調煙草稅率。凌成興局長隨后對媒體的“目前煙草稅上調可能性不大”的表態，不知是不是在給張代表潑冷水。

凌成興又說，中國的“控煙效果卓著”，并引用了衛計委李斌的話對“控煙任重道遠”表達了贊同。筆者覺得，凌局長如果是拍著張大勇代表的肩膀說的這番話，或許更富戲劇性。

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世衛組織對14個發展中國家進行控煙履約調查顯示，中國履約得分位列第13名，即“倒數第二”，這樣的控煙效果是否就是凌局長所說的“卓著”？要說控煙任重道遠，這倒是實話。我國的煙民數量已達3.5億之多，占世界煙民總數的35%。而我國又是全球最大的煙草生產國。2011年，卷煙生產量為24245億支。一消費以生產，真如干柴與烈火。

我國的控煙舉措一是對吸煙危害健康的宣傳；二是“全媒體”禁止煙草廣告；三是不斷擴大公共場所的禁煙范圍。比如，北京的目標是實現“帶頂兒的地方都不能抽煙”。而且，去年中辦和國辦印發了領導干部帶頭不在公共場所吸煙的通知，以起到帶頭和示范效應。

不過，控煙最有力的手段，還是提高煙草稅率和零售價格，形成“稅價聯動”機制。國外研究發現，價格每提高10%，低收入國家的卷煙消費將減少8%。與國際平均煙草稅率為65%相比，我國40%的稅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遠不像凌成興說的“已經夠高了”。

可是，要實現煙草稅價聯動上調談何容易。在我國，煙草行業實行國家煙草專賣制度，價格由國家統一制定。即使提高了煙草稅率，煙草行業日賺斗金，完全可以寧愿少賺點而不提高零售價格，讓稅價不能形成聯動。而形成稅價聯動，卷煙消費下降了，直接帶來的就是稅收減少，以及作為國有企業的煙草公司的經營壓力。作為占全國稅收近10%的煙草行業，甚至是某些省市的支柱產業，控煙無異于痛下殺手。

一邊是民眾的健康，一邊是稅收和國企煙草，一支小小的香煙夾在中間卻重若千均。孰輕孰重，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曾說，“雖然煙草產業在現階段是‘納稅大戶’，但是其付出的社會成本很大，‘凈效益’已為負值”。或許，把民眾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痛下決心割舍利益，才能讓煙草稅上調不再“可能性不大”，讓控煙不再任重道遠。

各級領導干部都要樹立和發揚好的作風，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3月10日《四川日報》）

如何畫好一個圓，須圍繞一個中心，按照一個尺度，遵循一個方向。轉變作風就是這個中心，“三嚴”就是這個尺度，“三實”就是這個方向。

深讀“三嚴”，領悟“三實”，要求領導干部學會以此“定規畫圓”。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既不能無視黨規法紀，忽略制度藩籬，讓“蠻干”等于“白干”，也不能墨守陳規、瞻前顧后、踟躕不前，在框框架架下“縮手縮腳”。而是即抓“尺度”又抓“方向”，為謀事、創業、做人畫上一個又一個圓。簡而言之，領導干部應該學會遵守制度，把握規則，致力發展。

修身為何要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把修身看作是對一個有德之人的人生價值的最高、最完美的概括。要達到“治國”、“平天下”的至高境界，自然非常人所能及，但在每個領導干部的事業范圍內，應當把它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因此，“修身”是這把尺度中的“毫米”，是做人的基本追求。

用權為何要嚴？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中寫道：“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用權最能體現公平，用權也最能發現不公。一旦權力的天平傾斜，領導干部必定會在群眾心中失分。轉作風、正風氣不是簡單的轉思想、轉行為，而是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對權力運行的規范問題。好的作風，本身就是建立在對權力的合理認知、正確使用之上。

律己為何要嚴？且不要認為，“律己”與“修身”差不多，其實不然。“己”的對立面是“他”，“律己”就是要以身作則，身先士卒，率先垂范。1946 年，賀龍路過一個部隊種的西瓜地時，他和隨行人員都爽快地吃了戰士們送上的西瓜。但臨走時，他堅持要按市價付錢，戰士們不肯收。賀龍說：“官兵平等，官長不侵占士兵們的利益是我軍的光榮傳統。你們要是不收錢，就是叫我犯錯誤。”“律己”是別人對待你的“砝碼”，這個“砝碼”不是“搞特殊”，而是從語言、行動、個性、品德上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更高要求。

有了嚴明的尺度就要“大膽設想，小心求證”，找準方向畫好“實線”而非人浮于事描“虛線”。謀事要實，要結合客觀實際制作規劃，如“畫圓”之前應胸有成竹，找準依據、科學推進、統籌實施；創業要實，要抓住機遇、真抓實干、乘勢而上，如“畫圓”之時應專心致志，在問題面前敢于擔當、在矛盾之間善于思考、在陳規之上勇于創造；做人要實，要發揚釘釘子精神，如“畫圓”收筆應前后一致，須保持力度、保持韌勁，善始善終、善作善成，才能不斷取得作風建設的新成效。

在3月9日晚全國“兩會”新聞中心舉行的網絡訪談中，國家郵政局市場監管司副司長劉良一爆料：由于快遞業務的便捷，眼下，高校學生把積攢的臟衣服寄洗，再通過快遞寄回來，成了郵政的一種新業務。（3月10日，央視網）

說起快遞，大家想到的就是那些滿大街小巷穿來沖去的快遞三輪車，以及單位或者小區門衛處堆積如山的包裹。筆者常聽保安大哥郁悶，這么多的包裹，光通知到每一戶就是繁重的工作。送包裹的快遞員也很辛苦，東西一放，就走了。投身快遞業，真不容易啊。

快遞改變的不僅僅是生活，還有很多人的習慣。逛街族加入了網購的行列，培養了新的購物方式，讓人們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動動鼠標就可以采購物品。大到家裝家具，小到針頭線腦都會有人送上門來。但是，網絡的方便和快遞的便捷，對年青網民來說，卻未必是件好事。

眼下，有些高校學生把積攢的臟衣服通過郵政快遞寄回家去洗，洗完了再快遞寄回來，這成了郵政的一種新業務。且不說這來回郵寄會不會浪費金錢，更不說這包裹量形成的“新業務”。就說說這天之驕子們，在大學生活期間，連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具備，如何希望他們能用更多的努力去換取更多的知識？

現在的年青人，長期窩居的生活已使他們的戶外活動量銳減，買東西不用上街，他們的交際圈、生活圈越變越窄。不運動造成的肥胖越來越顯著，長期食用速食快餐，造成的營養不良，使身體素質越來越不如以前。對于這些新問題，我們必須予以重視。

當然，年輕人身上出現的這些問題并不能說明快遞不好，恰恰相反，它太好了。正因如此，我們才更加建議國家有針對性地出臺更好的政策加以規范，防止利用網絡和快遞進行違法犯罪，更要引導好廣大網民合理這種便利和迅捷。別人無法幫忙完成你人生的每一項議程，很多事情還是需要年輕人親力親為的。

“我們也不要鼓勵我們農村的孩子去上大學，因為一旦農村孩子讀了大學，就回不到自己的家鄉，回不去自己的家鄉就是一個悲劇。”全國政協委員無黨派聯組的分組討論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華民族博物館館長王平語出驚人。（3月9日《成都商報》）

如果農村孩子不上大學，怎能體現教育公平？人人生而平等，所有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知識改變命運”，即使對農村孩子來說，改變命運顯得有點力不從心，但也不能否認山村里可以走出精英。

中國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中西部差距大，城鄉差距大，農村教育資源嚴重缺乏，這本身就是對農村孩子的不公。在這種語境下，再不鼓勵他們走出農村，體驗大學，怎能不讓他們寒心？生在農村沒有錯，人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但還不能選擇自己的未來嗎？

上大學不失為農村學子改變命運的好方法。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重點大學的農村學生比率呈下降的趨勢，“寒門再難出貴子”。其最主要原因是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農村家庭的學生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的，相對較少，自然而然考不贏城里的孩子，他們“躍龍門”的機會越來越少，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卻越積越多。

筆者認為，我們不該限制農村學子的選擇自由。反之，更應該鼓勵他們上大學，鼓勵他們學習知識技術，將來回報家鄉，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村條件。習近平說，“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農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吸引農村學子回鄉建設，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勢在必行。

習總書記說，“中國將堅持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努力讓每個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機會，努力讓13億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獲得發展自身、奉獻社會、造福人民的能力。”克強總理說，“促進教育公平就是要解決城鄉差距、區域差距，這也會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讓我們的發展更加平衡。”由此可見，領導人都在設法讓公平的教育惠及更多人，而我們的委員怎能說出不鼓勵農村學子上大學的話呢。

然而，王委員確實從另一個側面刺痛了社會現實。城里娃有關系有背景，在工作中很容易就能上位。而農村孩子得一步步靠雙手拼搏。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接受高等教育是弱勢階層向上流動的最主要的渠道。在較大程度上，教育維系著社會公平。

因此，我們應盡快改變教育資源城鄉不均衡的現狀，以及不同院校資源不均的短板，讓每個孩子、每所學校都能平等競爭。只有這樣，“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才能緩解。自古英雄不問出處。只有讓寒門子弟的讀書通道更通暢了，才談得上讓平等的發展機會惠及人人。

昨日，網曝“四川省綿竹市人民醫院急診科醫生被暴打”，網友稱“接診醫生開了頭部CT，報告未見顱內出血，就被患者家屬暴力毆打，說亂開檢查”；有網友曝打人者是“市公安局副局長兒子和侄兒”。（3月10日 《新京報》）

兩會期間，關于防止“傷醫”的討論此起彼伏。而就在這一話題充分發酵，且有利好消息被釋放之時，四川綿陽又出現了一起毆打醫生的事件。敏感時期出現敏感事件，這不啻于一顆“重磅炸彈”。

事情的起因或許源自于患者家屬的“無知”。打人者認為病人的病灶在胃部，但醫生卻做起了腦部CT。年輕人立馬對過度醫療的江湖傳聞“對號入座”，掄起了老拳。

然而，患者是80多歲的老人，有高血壓病史，且伴有頭暈嘔吐癥狀。此時，醫生肯定要排除腦血管疾病。檢查之后發現沒問題，家屬理應感覺到慶幸，又何來“過度醫療”之嫌？看來，一些醫療常識的缺乏和信息不對稱，是導致打醫事件的誘因之一。

且按下當事人醫療常識的“無知”不說，其法律意識上的“無知”又讓人情何以堪？該當事人家屬是當地公安局的副局長，這也被“標題黨”們充分爆了料。其實，就事件的獨立性質來說，“打了人”與“副局長”又有何直接關系呢？但是，作為公安系統人員及其家屬，他們自身就不該不懂法，不清楚治安條例的條條框框！

通觀近年來的傷醫事件，我們發現有股戾氣在作怪。不論在網絡輿論場上，還是在民間的街頭巷尾中，對于醫生群體的不滿態度，往往占據了大多數言論陣地。但是，在醫療資源不平衡的情況下，患者以及家屬卻又不得送上自己的“熱臉”。對于醫患糾紛，看客們又總喜歡用戲謔揶揄的腔調來“支援弱勢的一方”。這更是種“無知”。

圍觀者的口水之快已然把醫生放在了患者的對立面上。有評論說，醫生作為高知群體，很容易在兩會這種高級別場合中，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患者的發聲則大都落在了“非主流”的廣場上。其實，雙方立場，各種聲音都需要平衡。對于醫患矛盾，總有人開出藥方，譬如解決醫療資源不足、患者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但最終的根子還是法治程度不足。如果人人心中都有了“法”，那又怎么會憑空冒出那么多拳打醫生、腳踹護士的“無知者無畏”呢？

新華網北京3月9日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9日下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參加審議。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各級領導干部都要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3月9日，新華網）

領導干部作風決定了官場作風，官場作風又決定了社會發展之風。因此，作風建設最重要。3月9日，總書記的講話對“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進行了具體的詮釋，“三嚴三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作風建設的最好標準，傳遞出作風建設的六大正能量。

嚴以修身，傳遞思想正能量。在作風建設中，思想是基礎，修身是關鍵。只有不斷的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不斷的提高自身修養，才能堅守理想，才能不動搖，不搖擺，經得起誘惑。因此，思想正能量是作風建設的第一大正能量。

嚴以用權，傳遞行動正能量。思想修養好了，行動規制更要嚴格。領導干部手掌一定的權力，運用權力展開工作，這里的關鍵是要嚴。嚴格遵守制度，嚴格履職責，在制度的籠子里用好手中的權力，并始終牢記，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其永遠是人民的資源，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用權要嚴，讓行動產生正能量，這是作風建設的主要內容。

嚴以律己，傳遞自省正能量。領導干部要有自省精神，由此產生自制力和約束力，敬畏法律，敬畏道德，敬畏人民，敬畏權力，敬畏黨紀國法，嚴以律己，正身正行。如此，才能打開頂層設計令正、作風正的新局面。

謀事要實，傳遞科學工作的正能量。作為領導干部，用手中權力謀篇布局，必須講科學。只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追求實際效益。這就要求他們拋棄政績利益，追求人民利益，符合發展規律，符合建設美麗中國的科學效益。改革需要闖，需要冒，需要講科學。

創業要實，傳遞擔當精神正能量。作為領導干部必須有擔當精神，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更不能唯唯諾諾停步不前。敢于直面矛盾，敢于解剖矛盾，敢于發現問題，敢于解決問題，在其位，謀其政，要用自己的崗位打造人民的幸福。

做人要實，則傳遞道德正能量。這個正能量有榜樣作用，有引領作風，促進社會好風尚的作用。看一個地方，一個單位，一個部門的領導干部老實不老實，我們就知道他們的工作老實不老實。老實人是歷史發展的脊梁，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力軍。我們應該形成崇尚老實人的風尚。做到了崇尚道德，崇尚正氣，必然形成社會發展的強大正能量。

總書記說，要發揚釘釘子精神，這是落實“三嚴三實”，讓正能量成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動力源的關鍵。浮躁不行，虛夸不行，必須有釘釘子的耐力，準力，定力。只有這樣，我們的作風建設才能傳遞出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國夢的強大正能量。

9日是全國政協文藝26組開放討論日，來了許多索要簽名、求合影及圍觀者。討論開始時，成龍已簽了比文件袋還厚的一沓首日封。剛開始10多分鐘討論里他被打擾3次，10點27分他終于忍不住對粉絲喊道：“我可以不簽嗎？”11點討論結束，成龍快步走出會場，整個上午他沒有發言。（3月10日《中國青年報》）

全國政協文藝界別一向是很多人愛去的熱門區域，因為那里可以見到“星光閃耀”的明星們。所以，在一些報道兩會的記者或工作人員看來，恐怕再也沒有另一個平臺，能夠如此滿足自己的追星心理了。于是我們周而復始地看到，在每年全國兩會上，總有很多明星委員像成龍一樣，隨時在低頭“奮筆疾書”，為粉絲簽名。

并非不可追星，但起碼要區分時間與場合，比如會議間隙、比如明星委員回到駐地，才可以求簽名或合影，才可以問私事。而不是人家正在聆聽發言、互相討論時就貿然打斷。一位明星委員就表示，在開放討論場合索簽名、求合影，“太影響討論了，大家講話的分寸啊、深度啊都會有一些影響”。

明星在熒屏上、會場外，確實頭頂耀眼的光環，他們身上的新聞猛料比普通人或許要多一些，新聞價值或許比普通人要大一些。但一旦來到兩會這個參政議政、共商國是的平臺，他們的重大使命和其他代表委員毫無兩樣，那就是忠實履行職責，為國計民生建言，不負億萬民眾的熱切期望。因為他們的話語權同樣來自人民，為民代言才是應有的“會場范兒”，而不是為粉絲奮筆簽名。

兩會是否應該出臺規定，禁止在會議進行期間追星，以保證明星委員們“好好開會”。近年來，追星儼然成為全國兩會常見風景，很多明星委員常遭“圍追堵截”，比如成龍去年曾被逼得只能從側門悄悄溜入會場，散會時飛奔逃離；對明星委員進行娛樂化報道儼然成為慣常做法，比如某明星委員戴著什么眼鏡、穿著什么皮草、提著什么手提包……這很難說正常。

兩會是凝聚民心、發揚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盛會，不是舉辦影視節或音樂盛典。禁止會議進行期間追星，才能讓明星委員們更好地履職，更純粹地履職。

只有把公平、公正的市場規則盡早地建立起來，真正做到“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才能斬斷不當的權力之手，企業家才能不會再有“掙得越多心越慌”的困惑和顧慮。

據報道，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莊聰生介紹，去年初，全國工商聯訪談了630多位企業出資人，不少人感覺“創業不榮耀、致富不自豪”、“不掙錢心慌，掙錢也心慌，掙得越多心越慌”。

“掙得越多心越慌”的咄咄怪事，多少讓人有點難以理解。但是，盡管難以理解，這種怪現象的存在卻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掙得越多心越慌”的不安全感，歸根結底，來自于市場法治的不健全。

時下，許多民營企業家費盡心思地向政府官員靠攏，有的甚至想方設法地戴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紅頂等成了一種“時髦”。其實，不少時候這并非是民營企業家真的熱心政治，而僅僅是謀求權力保護的無奈之舉。有的地方，如果一個民營企業沒有地方上的支持，完全跟著市場走，很難做大做強甚至立足。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市場法治的不健全，權力直接干涉甚至損傷，民企的事也時有發生。事實上，“分分鐘可以搞垮一間廠”，“老板再大，一個科長就能滅你”等“豪言壯語”并非空穴來風。比如，《中國青年報》曾報道，山西一位民營企業家因拒絕公安局長的200萬元索賄而被羈押941天，他所擁有的2000多萬元資產也被非法賤賣。還有《法制日報》曾報道，寧夏中衛市的一家投入超8000萬元的煤礦公司，當地政府部門要求由另一公司以1800萬元收購。法人代表和股東拒絕這一要求后，遭到當地有關部門以“非法采礦”的罪名抓捕和通緝。

盡管此類觸目驚心的事件只是個例，但反映了民企的財產得不到保障的事實，加劇了民營企業家的不安全感。

眾所周知，企業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涉及到我國經濟的轉型和結構的調整，還直接關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內需、增加就業。如果企業家被“掙得越多心越慌”的不安全感纏繞，勢必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所以，我們必須用改革來消除企業家心頭上的這種不安。

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治經濟。只有把公平、公正的市場規則盡早地建立起來，把大小權力統統放進籠子里，真正做到“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才能斬斷不當的權力之手，市場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蓬勃生長，企業家才能不會再有“掙得越多心越慌”的困惑和顧慮。

（鄧福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