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17年之久，強奸116人之眾，這一全國罕見的安徽臨泉戴慶成強暴留守婦女案，從3月21日《新安晚報》首次以“人前裝孝子夜間變惡魔”為題予以曝光，直到4月18日《新京報》刊登“安徽‘連環強奸案’與農村治安難題”進行追蹤報道，始終處于輿論的漩渦當中。

通過各路媒體的連續采訪，留守婦女的生活狀況借助這起惡性犯罪，走進人們視線。作為駐留鄉土的特殊群體，她們集農民和婦女兩個弱勢身份于一身，在農村治安公共服務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當青壯年男性為了生計紛紛遠離家鄉，作為家庭和農務的主要承擔者，這些女人在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同時，也失去了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線。

然而，針對這起案件的報道，一些門戶網站和紙媒，沒有對留守婦女的人身安全予以關照，反倒在標題中突出“受害者大多沉默”的字樣，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和“有恃無恐”，歸因于留守婦女的“忍氣吞聲”。責備留守婦女愚昧、怯懦、膽小怕事，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識淡薄，甚至有網友評論說，此事從另一個層面反映了留守婦女的寂寞，為犯罪分子開脫。

的確，如果第一個被強暴的婦女主動向公安部門報案，或許可以避免接下來115個婦女受害;假如每一個婦女都能在歹徒的尖刀面前大聲呼喊，或許犯罪分子會被嚇得逃之夭夭。但這都是我們對正常社會生態的合理想象，卻無法在留守婦女身上兌現。

作家王小波說過，屬于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于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作家說他自己屬于最后一種。農村留守婦女之所以選擇沉默，在事發當中不大聲呼救，在事發之后不向警方求助，不過是一種自我保全的現實選擇，這當中既有對“壞了名聲”、“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的擔心，也有對公共執法部門的信任危機——報案到底有沒有用，會不會遭致犯罪分子更猛烈的報復?假如案件不能偵破，會不會惹來周遭的猜忌和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