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剛剛過去的一周，“高考”無疑成為熱門話題，全國各地的考生們帶著家人的期待進入考場，希望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而對于考場外的母親們而言也是一場考驗。孩子從出生那天開始，教育就成為母親們繞不開的話題，在現代社會，教育孩子不僅要投入金錢，還要投入時間、精力和情感，更要掌握各類科學技能和知識，這對于在家庭中承擔更多育兒功能的母親來說是不小的壓力。尤其對于職場媽媽而言，一邊是實現自我價值的工作，一邊是絕對不能辜負的孩子，沖突、焦慮、勞累讓這些“超級媽媽”們身心俱疲。近日，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采訪了幾位專家，聽聽他們講述“超級媽媽”們的焦慮現狀及如何為她們減負。
□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 富東燕
一個段子在網上廣為流傳孩子什么事情都會找媽媽：“媽，我回來了！”“媽，今天吃什么？”“媽，我衣服放哪了？”而唯一找爸爸的時候，問的話卻是“爸，我媽呢？”
一笑過后，值得深思。一個常態的例子足以說明，在家里，媽媽難以替代，而同時，在社會角色中，女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工作和孩子都不能丟”的觀念使很多媽媽成了“超級媽媽”，身心俱疲成為她們的普遍狀態。如何為“超級媽媽”減負，已上升為一個社會話題。
工作與家庭哪個也不能丟
佟女士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從事著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盡管工作不是很忙，家里也有婆婆幫忙接送孩子，但佟女士依然感覺心力交瘁。
“孩子的事太多了！生病、開家長會、學校幼兒園有活動，我都得和單位請假；大兒子上四年級，晚上我要給他輔導功課，每周三次課外輔導班，我要接送，還要和他一起聽課；小女兒也開始學習舞蹈、畫畫；而我母親的身體狀況也不算好……”
自從生了二胎，佟女士也想過不上班了，但一想到自己上了那么多年學，最終卻變成家里的“保姆”，她實在心有不甘。可一邊上班，一邊照顧家和孩子，卻又有些力不從心。
佟女士的情況是現在很多大城市女性都面臨的窘境。
近期一份針對500位母親的調查顯示，超四成母親處于中度焦慮狀態，超一成母親處于極度焦慮狀態；孩子的教育和撫育是母親最大的焦慮源，近六成母親為此焦慮，近半數母親為工作相關問題感到焦慮……
而關于中國女性工作與家庭方面的數字更加說明問題：
去年，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發布的數字顯示，中國女性帶薪工作時間幾乎與男性相當，但需承擔的無薪工作幾乎是男性的兩倍（男性為每周10小時，女性每周21個小時），說明女性承擔了主要的家庭照料工作；
同時，在孩子的照顧和教育上，對當代媽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當好廚師、做好保姆外，還要解得了奧數、講得了語法，改得了作文，出得了創意……
一邊是實現自我價值的工作，一邊是絕對不能辜負的孩子，工作和家庭的沖突讓母親群體的辛苦和焦慮不言而喻。
婦女理論和社會性別專家、中國公安大學副教授榮維毅指出，孩子在各個發展階段，母親都會有不同的焦慮和壓力，而在職母親的焦慮會更加明顯。母親被歌頌為“偉大”“犧牲”與“奉獻”，也因于此。
教育競爭加劇了媽媽的付出
母親負擔過重的事實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
兩年前，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研究員鐘曉慧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她以開展深度訪談的方式對廣州15個家庭的父母和祖輩進行一系列的調查研究，于今年5月，發表了《新社會風險視角下的中國超級媽媽》一文。
“我調查的范圍是依靠家庭親屬網絡照顧孩子的職場媽媽及其家庭。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的媽媽確實很辛苦，也很焦慮。”鐘曉慧對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說。
鐘曉慧把研究放在“工作——家庭沖突”的框架來分析。她認為，這種沖突所引起的焦慮首先來自缺時間的基本事實，因為“職場媽媽”的時間難以既用于工作又用于撫育。
其次，焦慮也來自女性對“理想母親”“理想女性”觀念的認同。“在調研中我發現，一方面，沒有人質疑女性外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女性要上班的文化觀念，既來自我國長時間實施的雙職工家庭模式，也有中國市場競爭條件下生長的‘奮斗個體’的精神。”鐘曉慧說，而另一方面，社會仍然認為女性應當以家庭、孩子的安全和成長作為優先考慮。“在這兩種觀念的影響下，現代女性自身認可、接受‘工作和孩子都不能丟’，而一旦做不好，必然會產生焦慮。”
同時，鐘曉慧認為，在現代社會，養育孩子不僅要投入金錢，還要投入時間、精力和情感，更要掌握各類科學的技能和知識。但問題是，“即便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要有一個學習、適應和應對這些知識的過程，這讓媽媽們身心俱疲。”
值得一提的是，鐘曉慧說到的第三點問題，是現代社會出現的一個新問題，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可最近研究的新現象——“母職的經紀人化”。“用教育經紀人來比喻當前的母職，我覺得很形象。孩子在教育市場中被當作一個明星打造項目來經營，母親以‘教育經紀人’式的職業化標準來追求子女的經營業績，發揮著維護信息網絡、了解教育培訓市場產品與目標學校需求、規劃孩子的個性化學習方案與學習時間、親身整合教育資源等一系列功能，最終把孩子向優質的高一級學校推銷出去。”楊可說，“教育的競爭加劇了媽媽對于這種勞動的付出。”
這個研究的出發點來自楊可以及她周圍很多朋友的日常生活。作為一個有工作的母親，她完整地經歷了兒子小升初的籌備與競爭過程。“在帶兒子去參加課外班補習時，我發現，坐在后面的家長大多都是媽媽，或者姥姥奶奶，爸爸很少。”
為了完成這個研究，楊可通過半結構性訪談收集了8個北京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的案例。8個家庭中都是母親對孩子教育負主要責任。
“按照近年來的觀察比較，母職經紀人化的現象好像越來越嚴重了。甚至可以說，現在孩子的學業成績和媽媽的付出之間的相關性已經難以擺脫。”楊可認為，只要有教育競爭存在，只要孩子必須參與這種競爭，媽媽往往就要辛苦地去付出。
完善兒童服務體系建立
在鐘曉慧和楊可兩位學者的調查研究中，都發現一個明顯的現象：在職母親的母職負擔再重也不會輕易辭職回家，而是會選擇完善時間規劃，盡力將母職與工作節奏相協調。而這樣的結果勢必會加重女性的雙重壓力，使其付出身心健康受損的代價。
“不管是因為生育短暫退出職場，還是永久性退出職場，這兩種情況的女性都有，但數量上確實不多。她們遇到的困難不比‘工作媽媽’少。”鐘曉慧說。
楊可認為，對當前的職業女性群體來說，職業上帶來的價值和認可是無法替代的，很少有人心甘情愿辭職，完全回歸家庭。“在我調查的案例中，這些媽媽都很享受自己的職業身份，但現實是自己的工作投入程度可以選擇，孩子肯定不能耽誤。”
榮維毅也發現，職場媽媽一般都重視自身的職業發展，在職場飛速變化的當今時代，只要自己能克服照顧孩子的困難，就不會退出職場，“這個觀念是值得鼓勵的，但不能一味表揚女性吃苦耐勞雙肩挑的奮斗精神，應該從各個方面予以她們幫助，減輕職場女性作為母親的負擔。”榮維毅說。
可見，中國女性正以極大的毅力和聰明才智應對著工作與家庭的雙重挑戰，為“超級媽媽”減負，迫在眉睫。
鐘曉慧認為，政府應建立完善的兒童服務體系作為家庭親屬網絡的補充或者替代機制。一是在時間上，比如適當延長母親產假、設立父親育兒假；二是在服務上，比如在社區和企業建立收費低廉、質量有保證的托兒所；三是津貼方面，可以給有幼兒的家庭減免個人所得稅，或者直接發放獎勵和實物。
而根據我國很多老人幫忙照顧兒童的情況，鐘曉慧建議，在我國對有撫育需求的家庭在購房、租房和申請保障性住房時可以給予一定的稅費優惠或房租津貼。
楊可建議，我國政府應該提供一些便利的公共服務，來為母親減負，“比如，由政府做主導，在學校里組織一些高質量的興趣班。或者投入專門的資金，把社會上好的教育資源引入學校”。
同時，專家們普遍認為，父親作為家庭的主要成員，其作用應該充分調動。
“如果父親積極、主動參與孩子的教育，母親的焦慮必然會減少。”榮維毅表示，應提倡父母共同承擔孩子的教育職責，這也是國際社會倡導的目標。
“要解決女性工作與母職的兩難困境，需要來自男性的聯盟力量，共同推進制度和觀念的更新。”鐘曉慧如此表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