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婦女土地權益有利于鄉村振興

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是消除婦女貧困，推動性別平等的時代要求，同時也是賦權婦女，激發婦女主體能動性和村莊內生動力的題中應有之義。

首先，穩定的土地財產權有利于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生活富裕。改革開放以來，“男工女耕”的性別分工成為農村新常態，農業女性化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農村婦女的收入狀況、經濟權利卻并未因其貢獻程度的提高而得到資源配置的制度性保障，貧困仍然有張女性的面孔。甚至伴隨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帶來的農村土地兼并和村莊消失，加劇了農村婦女的經濟脆弱性和貧困程度。女性難以平等地參與土地分配與繼承以獲得土地財產權利，是農村婦女貧困的制度性原因。以土地承包經營、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等一系列社會政策為依托的土地財產權得以實現，是消除婦女貧困，做好農村地區減貧，推動性別平等的時代要求，也是賦權婦女，激發婦女主體能動性和村莊內生動力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次，明確的土地產權有利于土地流轉、適度規模經營，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當前，農民土地財產性收入實現不充分、農民增收途徑單一，難以得到可持續的良性經營這些客觀現實，揭示出土地入股、農民入社等適度規模經營方式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發展現代農業產業的必由之路。沒有明確的土地產權，適度規模經營無從談起，甚至會引發矛盾。以黑龍江省為例，近年來隨著休閑旅游等新業態日趨發展，對體力要求相對較小但對精細化經營要求較高的相關產業日益成熟，使得女性在推進農業綠色化、特色化中大顯身手。這說明，只有在法律制度層面對農民，尤其是農村婦女土地財產權利予以確認，在土地權利發生轉移和變化時予以維護，鄉村振興才具備有力支撐；只有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得以建立，產業振興才能持續發力。

再次，明確的組織成員權有利于保障經濟利益、尊重民主權利，實現鄉村善治。農村婦女作為事實上留駐農村的人口主體，擁有明確的組織成員權有助于其以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通過民主程序表達意愿和訴求，實現政治賦權。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明確的組織成員權是女性成員在核清資產、理順權屬環節充分知情的基本權利，是未來管好集體資產、壯大集體資產，實現村莊公共利益最大化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前提，是激發農村人才振興和組織振興的基礎保障，對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具有重大意義。

最后，明確的組織成員權有利于性別平等的鄉村文化構建，形成文明鄉風、良好家風和淳樸民風。明確婦女組織成員權有助于營造男女平等的婚俗文化，煥發鄉風文明新氣象。當前部分農村地區“天價彩禮”盛行，其背后是男性本位的不平等婚居模式。只有女性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不因婚姻變動而受到影響，從而使男女共負贍養義務和家庭責任，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高額彩禮，推動文明鄉風建設；明確婦女組織成員權有助于家庭成員承認女性的獨立人格，構建性別平等的家庭文化。保證土地權益是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重要前提，可使女性獲得更多可支配收入，減輕對家庭的經濟依賴和人身依附，降低家暴風險，促進家庭關系平等和諧；明確婦女組織成員權有助于增強鄉村社會對女性權利的認同，使男女平等逐漸成為全體村民的共同意志，為性別觀念變革的可持續性提供制度保障。

此外，也應看到當前婦女土地權益受損現象仍時有發生。在農村女性集體經濟組織身份認定存在障礙的情況下，公共部門要推動相關立法和現有法律修改完善，從源頭維護農村婦女合法權益；增強性別敏感性，在政策的設計與執行中充分考慮婦女兒童權益；暢通農村婦女土地維權渠道，明確相應部門救濟責任；拓寬農村婦女政治參與和政治賦權的路徑，提高婦女在村莊重大事務決策中的話語權和博弈能力。

(閔杰為黑龍江省婦女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茜、孫婧琦為該所助理研究員，郭礫為哈爾濱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