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勝 黃靜雅

農村高昂的彩禮對男方家庭特別是家境普通的家庭確實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和精神壓力，那么青年女性是否就是“天價彩禮”的絕對獲利者呢？

筆者選取福建省莆田市盛行“百萬彩禮”的某村為調查地點。該村的彩禮普遍達到百萬元以上，屬于“高額彩禮”中比較極端的案例，但正是由于這種極端性，能更清楚地幫助我們挖掘高額彩禮對女性的負面影響，能放大女性因為高額彩禮在婚前婚后所受到的限制。

天價彩禮形成的社會原因

莆田人有闖蕩天下的傳統，該村人亦紛紛“到外淘金”，并在外創造了巨大財富，視面子極為重要。改革開放后，彩禮金額開始有所提升，近些年更是急劇上升至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于家底厚實的男方而言，出的彩禮越高，反襯其越有錢、在外打拼得越好。于女方而言，彩禮就代表著女兒的身價，女兒聘金越高，說明女兒越體面，娘家人也更被人瞧得起。因此，女方家庭普遍會向男方索取高額聘禮。這就陷入一個為了面子去相互攀比、惡意抬價的競爭中，從而促成了這片區域彩禮的瘋漲。

在這里，本地人的方言較為難學，外地媳婦和老一輩之間的溝通會成大問題。因此，若是擴大通婚半徑，極有可能造成家庭內部關系的不穩定。如果自家兒子娶了個外地媳婦，會遭鄉里人議論恥笑是父母沒本事、沒地位。

根據福建全員人口服務與管理系統統計，該村近20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25.87，遠高于正常值域102～107。一貫的重男輕女思想，使得該村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而男方又不得不在當地尋找伴侶，致使本地女性在區域婚姻市場中具有“稀缺性”，那么對彩禮數額的制訂也就有了更大的話語權。

面對高昂的婚娶成本，人們想到了“嫁一個娶一個”的方式，即用嫁出女兒所得的彩禮來換取給兒子娶媳的聘金。通常來說，二者價格應當相差不多，但大部分人在嫁女時會索要比兒子娶媳時更高的彩禮，如此往復、環環加高，這種相互轉嫁婚娶經濟負擔并妄圖從中得利的行為導致了彩禮的不斷上漲。

女性個人發展受限

近10年，該村有高達72.2%的女性就近嫁到本村，近20%的女性嫁往距離不遠的其他村。造成該村女性的通婚圈如此狹小的主要原因正是高達百萬的天價彩禮，若是遠嫁，男女雙方家庭會在禮金方面產生嚴重分歧而促使婚姻難以締結。一個受訪者說：“我認識的好幾個與異地人談戀愛的女孩子，最后都是因為彩禮的問題分手了。不是我們這個地方的人，誰愿意出那么多錢娶媳婦。”

較為封閉的婚姻圈使得該村青年女性很難通過婚姻實現跨區域流動，大量青年女性走不出當地。女性的價值被簡單地定義為結婚生子、照顧一家老小，一輩子都被禁錮在家庭之中。這導致她們婚后自我技能得不到發揮和提升，很難再有個人發展的新空間。

按照當地的觀念，無論男女都要及早成家、嫁人。如果女生拖到25、26歲還沒嫁人，在當地婚姻市場中就處于劣勢地位。不少家庭在女兒讀完初中時就會讓其輟學，后跟隨親朋到外地從事簡單的工作，年齡到了就回鄉結婚。若有些上了大學，女生即使成績優秀，也會在“年齡越小就越值錢”的婚俗氛圍下限制其個人發展的可能性，只能婦從夫業。

青年女性婚姻幸福感較低

在當地，高額的彩禮并非大部分作為女兒的嫁妝，絕大多數資金會直接被截留下來充盈“家庫”。條件一般的家庭，父母為了給兒子找對象，會將從女兒身上獲取的彩禮上的資金當作“二次彩禮”給兒子迎娶媳婦。

該村，媒婆撮合一樁婚事，能從男女雙方各收到一筆感謝費，賺1萬～2萬元。春節返鄉期間也是被安排“高密度”相親的時段，過完一個春節相了二三十個人是非常普遍的。對于那些已經見識了外面的世界，有了自己的思想、主見，對婚姻的期待較高的女性，對這樣的婚俗自然是相當排斥。

高價婚姻的背后是男權思維，物化女性，把女性當作家庭的附屬品甚至是財產。負擔高額彩禮的男方家庭會要求女性要做好“分內”的事情：擔起傳宗接代的責任，最好嫁過去第一年就能懷孕生孩子。

福建全員人口服務與管理系統的數據顯示，該村現有人口七千余人，在近24年內僅有38人離婚，當中70后占離婚總人數的62.8%，90后僅有2個人占4.6%。筆者認為，就女性而言，天價彩禮的婚俗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她們的離婚自主權。結婚后夫妻二人兩情相投那是福氣；如果無法相投，多數女性這輩子也只能為了“大局”降心相從。即使女方想離婚，除了各方輿論壓力，“百萬”彩禮又該如何清算，這些都無形剝奪了女性正當的婚姻權利。

綜上所述，“天價彩禮”給農村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僅僅針對男性，女性也是這種婚俗現象的極大受害者。高額的彩禮導致農村青年女性早婚，被迫放棄個人發展的權利，這種重穩定、輕質量的婚俗對她們的婚姻幸福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作者單位：福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