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醫療、教育等領域都處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人們對改革的方向爭論不休。不少人主張,我們應當向福利國家學習,由政府免費提供醫療、教育等服務。這種觀點頗有吸引力,因為誰不希望享受免費的服務呢?然而,常識告訴我們,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那些所謂的“免費”服務真是免費的嗎?如果真是“免費”的話,誰又為服務的提供支付了成本呢?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是政府提供的“免費”服務,當然是它支付了成本呀。這種說法聽起來有道理,但實際上只看到了表象,因為政府不掙一分錢,其所有的收入都來自于納稅人；相反,政府是最大的消費者,并且時常是最具浪費性的消費者,這在民主國家也不例外。也就是說,在一個福利國家里,看起來政府在“免費”提供服務,事實上,那些服務一點兒也不是免費的,在很多時候還成本高昂呢,只不過那些成本經過一道奇妙的轉化程序之后,讓人們感覺是免費的。看來,所謂的“免費”服務實際是納稅人用自己的錢買來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既然“免費”服務不過是拿稅收換來的,那么,人們想要的“免費”服務越多,需要交的稅就越多。難怪一些福利國家所得稅稅率高達50%-60%呢!難道我們也愿意交如此高的稅嗎?如果不愿意的話,顯然我們得打消享受“免費”服務的念頭。可能有人會說,我們不愿意多交稅,但我們要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費”服務,辦法是讓那些有錢的人交更多的稅。這就是政治經濟學里的“再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讓一些人(相對富裕的人)為另一些人(相對貧窮的人)享受的服務買單。但這對那些相對富裕的人來說公平嗎?可能有人會說,難道那些相對富裕的人不應當幫一下相對貧窮的人嗎?從倫理上講,這好像沒錯,但是如果強迫前者交稅來為后者提供服務恐怕就不妥了。那些相對富裕的人會說:“難道我們通過正當合法的渠道獲得財富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而是一種罪過嗎?憑什么強迫我們交納更多的稅呢?”

　　退一步講,即便是相對富裕的人自愿交納更多的稅,即便是再分配具有某種正當性,我們還需要考慮,是否由政府來提供這些服務更加合理而有效率,是否人們能夠享受到品質優良的服務。首先,如果由政府來提供“免費”服務的話,需要增加從征稅者到管理者等一大批公務人員,這支隊伍本身要耗費掉為提供“免費”服務而征收的很大一部分稅。其次,如果這支龐大的隊伍不能在一個民主法治的制度約束下行動的話,他們的貪污和腐敗行為可能要再“吃掉”一大塊為“免費”服務而征收的稅。再次,假定這些公務人員都是廉潔奉公的榜樣,還有一個難題需要解決,即他們如何知道一個社會中偏好各不相同的億萬民眾究竟需要什么樣子的“免費”服務,如何滿足蕓蕓眾生千差萬別的“胃口”(比如有人主張200公里以內應有一家三甲醫院,也有人主張50公里以內就應當有一家。)。也許有人會說,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決策方式,但問題是,難道少數人的利益就可以隨意被犧牲?再退一步,假定這個偏好難題可以解決,如何讓那些受政府控制的服務提供機構(醫院、學校等)有動力改善服務質量呢?如果沒有競爭的壓力或者競爭不自由的話,服務提供機構一般不會努力提高質量,這在我們的計劃經濟時代再明顯不過了。

　　最后,還有一個難題需要考慮,如果一些服務的提供是“免費”的話,對它們的消費通常會出現過度的傾向。也就是說,不管是否真的需要,人們都會選擇消費它們,看看那些享受公費醫療者動不動就去醫院的現象便不難理解這一點。更為嚴重的是,“免費”服務容易削弱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精神,使人們患上一種不思進取的“依賴癥”,甚至沾染上某種懶漢習氣。比如在福利國家,一些不愿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獲得政府“免費”提供的福利,那里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亦“東施效顰”。

　　由此可見,以高稅收為基礎的福利國家并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相反,我們的改革關鍵是降低稅收和破除壟斷,讓市場和民間社會在提供醫療和教育等服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