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看來，“危險駕駛罪”離所謂的交通重典還有很大的距離。具體說來，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我國的醉駕及酒駕的標準，還未改變，或者說，還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具體說來，各國對于酒精含量的超標的標準是不同的，資料顯示，美國是０．０６％，日本是０．０５％，德國是０．０３％，瑞典是０．０２％，而我國是０．２％。將這些數(shù)據(jù)量化為啤酒容量，則是，“中國為一杯，外國是一口”。應當說，西方國家對于酒駕是確實做到了“零容忍”，我國還正處于不好意思、扭扭捏捏的狀態(tài)中。

其二，“危險駕駛罪”不能因為撞死了人才去治罪，而應該落實于每天的執(zhí)法過程中。需要明確，醉駕與否是必須用“酒精測量”才能獲得的，“危險駕駛罪”也只有在交管部門的嚴格執(zhí)法下才能獲罪。如果交管部門如“欺實馬”事件之前那樣松松垮垮查醉駕，相信一年到頭也沒有幾個因為“危險駕駛罪”受罰的。“危險駕駛罪”的前提在于嚴格執(zhí)法，或者說是一種從一而終的執(zhí)法常態(tài)。

具體到現(xiàn)實層面，還有許多問題令人擔憂。比如說，官員的酒駕問題、公車制度、權力庇護、選擇性執(zhí)法等問題。但是回過頭來說，“危險駕駛罪”入刑法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法治進步，對于社會、對于公民，都有著不言而喻的意義。而只要再將以上兩處隱憂落實好解決好，真正的交通重典時代也會很快到來，醉駕問題也會在法治進步的洪流中失去其存在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