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增長壓倒啟蒙

精英本來應該是整個社會的知識和智慧的結晶，是文明的火車頭，是道德和美好生活方式的典范。中國知識精英的形象為何與此漸行漸遠？要探究這個問題，我們可能還得從20年前說起。

高校是知識精英最為集中的地方，我們以這個群體作為考察對象。在上世紀整個80年代，承擔思想啟蒙重任的知識精英對中國社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僅社會地位高，而且確實也集中了那個時代的優秀分子。一些知識精英在那個時代都是大眾明星，相當風光。

在80年代，社會進步的主要阻力還是來自于思想，在這個背景之下，學者們的思考和研究對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發展都有引導作用，知識精英的使命感和道德感都相當強烈，大家都懷著一種理想主義的真誠去思考和研究，不論是公眾還是知識精英自己，都極少有人去懷疑這項工作的神圣意義。

這種情形在80年代末的社會震蕩之后發生了很大改變，整個社會從上到下來了個從理想主義到實用主義的大轉向。高校學術研究的環境也為之大變，之前縱橫馳騁的大思想話題已經在言說空間上嚴重受限，知識界逐漸將研究的話題由思想轉向了學術。

這種情形和清朝乾嘉學派的興起似有相似之處，由于雍正、乾隆年間的言論限制，當時的知識分子逐漸放棄了宋學好談宏大的理學、議論時政的路數，改而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考據和整理上，尋章摘句，專注于純學術的考據工作。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中國知識界在80年代末的這一轉向未必是一件壞事，學者們從喧囂的思想陣地上退下來，專心補一補純學術的課，把學問做得更扎實、更專業、更符合現代學術規范，有利于彌補80年代思想界學養的不足，有利于祛除80年代的浮躁之氣。

然而，這把從思想轉移到學術的火沒燒幾年就行將熄滅。首先是整個社會的外部氛圍急遽蛻變，全社會進入了一個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財富的時代，增長壓倒了啟蒙。這使得以往處于社會關注焦點的知識精英逐漸淡出了公共視野，在悶聲發大財的社會氛圍下，誰還去關注什么思想和學術呢？

公共知識分子風光不再，那么專業知識分子呢？本來在一個健全的現代學術環境中，多數知識分子都是在一定的專業領域活動，價值評價也是由專業圈子來決定的。然而這些年愈演愈烈的學術行政化使得這種專業評價也亂了套。

學術政客和學霸們把持了學術評價，把持了學術資源的分配，這直接導致了學術界的腐敗。這種腐敗實際啟動了一個“劣勝優汰”的機制，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人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反而是肖傳國這樣大肆造假的無恥小人混得風生水起，若不是因為偶然被方舟子戳穿，肖傳國甚至可能因為造假而當上中科院院士。這樣一種 “劣勝優汰”的機制實際就是在鼓勵流氓行為，最終在知識精英群體中產生肖傳國這樣極端的流氓，也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