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未來可能發生的類似事件中，每個目擊者的眼睛都成為“攝像頭”，每個在場的人都愿意為見義勇為者提供證據，則見義勇為者就不會蒙冤，訛詐者就不會得逞，法律也就不會面對兩難。

江蘇省南通汽運集團飛鶴快客公司為每輛客運大巴安裝的監控攝像設備，為本公司司機殷紅彬免去了一場無妄之災，也間接避免了又一場“彭宇案”式的道德糾結。

本月26日中午，江蘇省如皋市公安局交警部門接到報警，稱一輛大巴車將一名蹬三輪車的老人撞倒后逃逸。報警人是受傷老太的兒子，被告者則是客運大巴司機殷紅彬。

幸運的是，殷紅彬所駕駛的大巴車裝有監控攝像設備，完整記錄了事故前后的過程。根據錄像記錄，老太出現在大巴車視線之內時已經倒地，大巴駛近、停穩后，殷紅彬與乘務員一起驅前扶救老太。

有如此直接、翔實的證據，老太的敘述和其兒子的指控自然不能成立，殷紅彬得以從困境中脫身，并被如皋市有關方面申報為南通市“見義勇為好司機”，倒地老太也在病床上向殷紅彬表達了歉意，并委托兒子向殷紅彬和乘務員送去錦旗。

然而，劇情的急轉直下，并不能消除人們本能地追問：如果殷紅彬的大巴車上沒有安裝攝像頭，老太和其兒子對殷紅彬的指控會不會在法院立案？法院會不會根據某種公眾難以理解的理據，再次判出一樁“南京彭宇案”，或“天津許云鶴案” ？

根據以往的教訓，一切皆有可能。于是大巴車上的攝像頭，成了這一事件中最可靠的正義堤壩，人們甚至慶幸由于攝像頭的存在，才使事件躲過了法院的介入，殷紅彬因此而避免了一場可能由法律加給他的無妄之災。

應該承認，無論是南京彭宇案，抑或天津許云鶴案，法院都難以獲得足夠完整的證據，充分證明當事雙方任何一方的陳述為真，法院的判決確實面臨一定的兩難。公眾對彭宇、許云鶴的同情，及對法院判決的不滿，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做壞事不受懲罰、做好事反受誣陷”的現實的不滿和由此累積的焦慮情緒的借機宣泄。而兩案判詞中模糊、牽強的推理和心證，更加讓公眾猜測法官是為了息事寧人，才放棄了法律應有的明辨是非、主持正義的職責，轉而成為遇事各打五十大板的“泥水匠”。

扶弱濟貧是一種頑強的美德，見義勇為并不會因為彭宇案、許云鶴案的出現而絕跡。然而不是所有的車輛都是客運大巴，自然不會每輛車上都安裝攝像頭，不是每個司機都能像殷紅彬那樣自證清白。因此，除了呼吁今后每個倒地的老太都能秉持良心，主動感謝見義勇為者之外，法律仍將在類似的糾紛中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而彭宇案、許云鶴案可以告訴所有法官們的是，堅守以事實（證據）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是實現法律正義和良好社會效果的唯一路徑。試圖在某一個案中左右逢源，片面追求表面和局部的和諧效果，卻往往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動搖了法律的公正和正義，法律將因此失去作為判別是非對錯的原點和坐標的重要功能。

同樣重要的是，正義從來不能僅僅依靠他人的自覺和法律的仲裁，而是掌握在我們所有人的心中和手中。如果在未來可能發生的類似事件中，每個目擊者的眼睛都成為“攝像頭”，每個在場的人都愿意為見義勇為者提供證據，則見義勇為者就不會蒙冤，訛詐者就不會得逞，法律也就不會面對兩難。問問自己，你愿意這么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