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三、適應新常態的根本出路是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

新常態指明的是變化趨勢而非未來的結果。新常態重在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和新特征，但并不是新結果。進入新常態不代表經濟必定發展為更高水平。也就是說，新常態調整變化并非指向唯一結果，新常態更不會自然而然地引導經濟成功邁向更高階段，更高水平。其實，追趕型后發國家在經歷高增長后，經濟回落往往有兩種不同的結局。一種是在跨過高收入社會門檻后，經濟轉入成熟階段后的回落，如前面提到的德國、日本和韓國；而另一種則是經濟經歷快速增長后，因為沒有進行有效的戰略調整，以適應變化的新條件和新特征，經濟增長戛然而止甚至倒退，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部分拉美國家和前蘇東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束，并不意味著中高速增長會自然到來，結構優化升級會自發實現，經濟風險會自行消化。經濟成功邁向更高更成熟的階段，是積極爭取，努力作為的結果。只有抓住機遇，深化改革開放，順“新常態”大勢奮發有為，真正釋放潛力，方可向好的方向發展，否則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塵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沒有。

新常態下新舊力量將長期并存，原有優勢和新優勢雙輪驅動。中國經濟之所以在過去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一定是中國經濟大方向選對了，一些因素一定會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出現了很多新的特征和趨勢，但并不意味著未來經濟發展將完全不同以往。經濟發展是連續的過程，不會因為開啟了一扇窗，就會關掉一道門。新常態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但不否定那些仍繼續有效的做法。新常態下我國增長動力結構，將既不同于原來快速釋放后發優勢階段的模式，也不同于歐美經濟體主要靠創新驅動和消費主導的模式，而是介于二者之間過渡狀態，呈現規模經濟和結構變動釋放增長效應逐漸減弱，同時質量效益提升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逐步增強的混合特征。當前我國經濟減速是趨勢性、結構性的，但不會是斷崖式的。因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尚未結束，地區發展差距巨大，2.6億農民工需要轉變為市民，2億貧困人口（按高標準）需要脫貧，1億城市棚戶區住戶需要新的家園，這些都蘊含著巨大的需求空間。同時，我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繼續釋放，每年有近700萬大學生畢業，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能力，創新能力不斷加強，新優勢正在逐步形成。新舊優勢與需求潛力結合，一定會釋放出強大的動力，以支撐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改革開放和大膽創新是根本出路。經濟發展方式要真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動力要切實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在守住風險底線的前提下，最根本的出路還是深化改革開放，大膽試錯創新。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過深水區，加快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推出既有利于短期發展又有利于長遠制度安排的改革舉措。充分尊重和發揮地方、基層、群眾首創精神，從實踐中尋找最佳方案。加大協調力度，強化督促評估，切實抓好改革措施落地。針對世界經濟的新特點和新趨勢，要積極促進內需和外需平衡、進口和出口平衡、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平衡，構建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更加積極參與新一輪全球分工，主動倡議、參與和推動新一輪國際經濟秩序調整改善，為我國經濟發展爭取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改革開放是高速增長期的法寶，也仍將是新常態下的不二法寶，而且改革開放本身也是持續不斷的創新。新常態下，創新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但創新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原有的靠引進技術，資源要素由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靠抓大項目、按照雁行模式發展產業等方式的效果也日漸削弱；在看不清技術突破方向的前提下，政府集中資源強力推進的優勢也明顯減弱。要充分發揮新技術、新思想、新業態和新模式的帶動作用，通過創新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新常態下的創新，更多靠分散試錯，靠千軍萬馬的大眾創新，通過競爭脫穎而出。分散化創新是未來創新的主流，同時一些共性的和基礎平臺的創新，離不開協同創新和融入全球創新網絡，一些關鍵創新離不開集體攻關。需要將個人激勵和集體協作有機結合，去激活我國各種創新要素的潛力和活力，推動我國經濟向更高更成熟階段平穩邁進。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